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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危机需提升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

伴随着温州高利贷愈演愈烈,前几天有媒体称温州希望央行提供600亿在贷款予以稳定市场。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600亿贷款的传言子虚乌有”。他还透露,初步统计温州有21家银行在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受到牵连,但温州银行业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最多不过区区数十亿元,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可能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对于张有荣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原因一是,温州的民间高利贷更多的资金来自民间而非银行,毕竟由于有银监会的存在,银行的放贷流程相对严格。要想直接流入到高利贷领域非常难。二是,目前温州民间的高利贷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请问一下,这么高的融资成本难道是只有5-6%回报率的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可以承担的吗?即使降低一半的融资成本,即使实体经济回报高4倍,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的实体经济也不可能承担了起。这表明各路高利贷资金进入肯定不是实体经济,而是去投机。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和这次高利贷风险关联度不是很大,那么对于主要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银行而言,其损失的程度自然就不高。所以不可能出现600亿这个数据。

再说回来,如果一个温州就向中央政府提出600亿的再贷款规模,那么其他比如鄂尔多斯等目前也存在大量民间高利贷的区域,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找中央政府提供支持。那么中央政府要答应,就意味着要不开印钞机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要不就是要中央财政拿钱来对冲。这样的所为肯定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毕竟中央政府想救的是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而非疯狂炒作的投机资金。换言之,即使温州想要中央政府提供600亿再贷款,也不会通过媒体如此张扬的宣布。因为这样会加剧社会对高利贷风险的紧张感,也会让中央政府左右为难。

从这个600亿的传闻来看,这事也凸显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在责任上的划分问题。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中,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但中央的一行三会,更多的是监管阳光下的资金,而没有办法监管民间的高利贷这种地下资金。目前地方政府能够做的,从金融角度是非常有限的。比如最近温州针对部分企业资金链持续绷紧,不断出现老板“跑路”的现象,温州出台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意见》中强调“对出走的企业主,要敦促其尽快返回,组织处置;对继续回避的,公安、劳动保障等部门要强势介入,严查快办;对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要从严从重处理。企业主管部门、银行业机构、公安机关要相互配合,必要时控制相关人员出境。”这些办法更多的停留在行政手段层面,自然就削弱了地方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

从温州这次高利贷风波的处置来看,有必要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监管权力。要改变中央政府一头管理的格局,推进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头管理的格局。尤其这次高利贷后,一定会出台更多的政策推动地下资金阳光化、规范化。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地方金融机构的诞生。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不拉上地方政府一起,不在金融监管权力中给地方政府分一杯羹,那么要想更好的控制好地方金融风险,难度有点大。

 

此文系给经济观察网写的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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