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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三个原则,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因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市,我们提出得目标是到2020年户籍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

这里面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什么叫城镇化率,什么叫户籍城镇化率,户籍城镇化率可能有中国的特色了。城镇化率通行的标准,常住在城市的人口中间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重,中国2010年第一次人口城镇化率突破了50%,就是从几千年中间乡村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就是说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多。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户籍城镇化率的概念,就是说在城里面有户籍的,有城市户口的比重。2013年的比重大概是36%到37%之间,我们2013年城镇率是53.7%,这个相差17%个点,这个点体现什么差异,大量的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家属,尽管他是在城里面工作、生活,属于常住人口,但是户口继续在农村里面,所以这一部分人就并没有统计到了城镇人口里面来,不属于户籍城镇化的范畴。所以我们户籍城镇化率和城镇化率之间差距有十六七个点,就是这个原因。

现阶段角度讲,我们既然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区别,我们而言就是要踩着当前一系列的措施,使他能够在城镇落户,使他能享受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我们现在提出来到2020年有1亿人能够落户,把这1亿人加起来大概占总人口8%左右,也就意味着2020年如果他们落户下来以后,我们户籍城镇化率要到了45%,就提出这么一个目标,我们要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稳妥,我们提出2020年有1亿人落户,现在农民工有2.6亿人,因为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就在自己家门口这个城市打工的,有些可能是到了这个省的省会或者地级市,有的可能离家乡很远来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的在城里面流散流动性的打工,有些人在城里面已经有住房,有些拖儿带女在城里落户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客观事实,靠我们自己的财政实力,我们要采用稳妥的方式,不能搞大跃进。

虽然各个地方现在搞城镇化动不动就拔苗助长,一夜之间城镇化的增加速度2个点、3个点,我认为城镇化有他内在的规律,所以稳妥来推进城镇化。所以要把一些相对能在城里面扎下来,能融入到城市里的人,先解决,推动的角度讲,因为必须要考虑我们财力的支撑。

我们曾经做一个课题测试,东部地区一个农民要落户在城市,一个农民工市民化,要户籍解决,大概政府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他的基础设施,比如我们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厂、地铁、公交等等,基础设施。第二个,要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我们医院、学校、警察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第三个,政府要承担他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资金。这三个政府要承担的。

东部地区我们测算一下,按照现在的价格,估计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概在17万左右,中部和西部地区大概10万左右。所以我们来算,如果有1亿人,我们一个平均值,每一个农民落户到城市里面,我们政府要掏的钱估测而言,说一个大数比如15万,那如果1亿人进来的话,就要15万亿,这笔资金还是比较大的一笔资金,而且这笔资金要开支在2020年以前就要开支,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年分摊到2万左右,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要知道,我们去年整个财力才10几万亿全国的总财政收入,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而不能过于快速的推进。

同时,从农民自身的角度看,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一个农民进城,主要承担两块的成本,第一个,要承担他自己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这块的支出。第二个主要的开支,来城里面要有房子,当然租房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还是希望买房,当然我们现在有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各种保障房系统,但是即使这样他也需要租金,如果买的话我们平均估算了一家三口平均每一家一套房子30万,就意味着一个人要10万块钱。这对于农民的资金也提出要求,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的农民大部分收入还是不高的,大部分农民家里头没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可能10万块钱拿出来对他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所以我们通过时间换空间,不要搞大跃进,要积极稳妥的推进。

当然还要规范有序,因为要想农民落户到城市,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很重要一点,规章制度要明确。举个例子,目前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可能提出来要搞积分制,因为这个权力中央政府在政策中间没有明确规定,把这个权力放给各地的政府来负责。上海市在2002年开始搞积分制,他提出来居住7年以后可以解决上海户口,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到2009年的时候上海通过积分制解决多少人落户呢?解决了3千人,没有上海户口的常住人口有1千万人,如果按照3千人一年来解决的话可能要3千年才能解决这个市民化的问题,解决这个落户的问题,我相信我是看不见了,各位估计也很难看得见,这个时间太漫长。

事实上,不光广州、上海、天津出台积分制的城市,基本上所有城市努力选择的都是优等人才,比如高学历,博士、千人计划,比如说高职称,还有一个角度讲,在这个企业纳税,也是高收入,基本上总体原则“三高”人群来集中。这些城市里面需要的岗位,比如说保姆、餐厅的服务员,因为他都不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也就没有办法落户,也没有办法通过积分制的方式来落户,这部分人数量众多,城市离开他们也玩不转。我们都知道,每到春节期间,生活在特大城市的人们就感到生活极不方便,因为一个城市中间既要有高端服务业,既要有“高富帅”,也要有“屌丝”,是城市的两面,我们要客观认识到这个现实。所以对于积分制的这种方式,可能考虑不但要求学历的角度,还要考虑别的方面,我们个人认为,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稳定有工作,他能够交多少年的社保、保险就要考虑他落户,当然中间可以采用一段时间缓冲,落户时间可以借鉴国际的一些经验。比如我在这里5年、6年、7年以后可以转为户籍人口,中间采用居住证的制度,而且居住证的制度中间可以附带一些公共福利,当然确实户籍中间可能有一些差距,但是总体而言比现在的角度可能有很大得劲不,这样采用缓冲的方式、规范有序的方式,明确标准、明确规则的方式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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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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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研究城镇化、区域经济,观察政经变迁,理性寻找建设性的共生之路。MSN:ljlx@hotmail.com   QQ:6220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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