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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政府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前者的重点是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经济发展的主推力从依赖投资为主转向以消费为主。后者讲究以人为本,提升老百姓生活、工作等方面的质量。这无疑是正确、必须的!但这两者的目标要想真正实现,关键还在于要通过国民财富体系重新分配,让老百姓口袋里面更有钱。和谐社会是用面包换来的,以人为本是靠人民币支撑的。
目前中国经济不能很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不振、投资过高。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而2009年在国家出台大量拉动内需政策后,我国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远低于投资。为什么我国消费不能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成为经济发展主力,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原因主要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直接决定了我国的投资率将高于消费率。二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式都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且由于政绩考核的需要,有一种“GDP崇拜”的现象,而无疑投资量的增加是拉动GDP最迅速最直接的手段。三是,我国居民长久以来形成了较牢固的“积谷防饥”储蓄观念,具有比其他国家民众储蓄更多的习惯。
无疑这些原因是正确,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大部分老百姓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较少,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口袋里缺钱,在现在的中国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国家、企业拿得过多,老百姓拿得过少,是个典型的倒金字塔模式。佐证这个观点是用数据来说话的。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增速高达20%以上,而居民收入增速徘徊在7%左右,企业利润的增速在两者之中。由于这种增速差距的存在,从1996到2008年的12年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995年的6242亿,占GDP的10.67%,上升到2008年的6.13万亿,占当年GDP的20.4%,政府收入在此间增长了10倍。即使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还高达3.39万亿,占同期GDP比重攀升到24.3%,而前十个月,国家财政收入逆势飘红,增长了7.5%。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占比将超过40%,如果再剔除外资企业出口创造的GDP,实际占比可能要超过50%。而同期职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3%左右,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左右,企业中职工工资的开支只占企业成本可怜的10%。
老百姓拿到的钱在减少,负担又在增加。国家通过市场化改革,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负担推向了老百姓,进一步挤压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此消彼长,居民消费率不但上不去,还从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2%降到2008年的35.3%。这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乃至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罕见的出现了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实际进展的语言。换言之,就是间接在承认科学发展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同时,这种国民财富分配上的此消彼长,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八十年代的约0.25上升到九十年代的约0.38,又上升到现在的约0.48,财富两极分化已是亚洲最高。如此高的基尼系数必将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也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不去改变这个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总之,改革现在的国民财富分配体系,让老百姓口袋里面更有钱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否则,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只能全是一句空话。
既然,国民财富分配体系的三个主角分别是国家、企业、居民。那么要进行国民财富分配体系改革,就要围绕着这三者的利益分配来进行从国民财富分配的全流程看,调整财富分配可以从三个环节着手,即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在这三个环节中主要包含了九种可选择的途径:第一层面的途径,减少企业营业盈余,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减少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报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报酬。第二层面的途径,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调整非生产税税制,例如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第三层面的途径,政府支出调整环节的途径,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这几种选择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感觉国民财富分配体系改革很容易。但实际上,国民财富分配体系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推动改革和利益调整的关节点,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它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特别是触动了既得利益层的根本利益。可以想象,这项改革的推动在中国将遇到重重阻力。此刻,解放思想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思想认识上的改变,可能有助于全社会合力破解这一难题,推动这项艰难的改革前行。我认为,对于国民财富分配体系的解放思想关键要落脚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定要树立“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要好的理念。建国来,我们过多的强调了国强而忽视了民富。但实际上,只有先富民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强。康乾盛世源于藏富于民,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是源于藏富于民。前者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后者让日本在战后不久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同样,这种理念也符合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其次,一定要首先向国家开刀割肉。尽管要想民富,企业要肯割肉,但考虑到国家在国民财富中目前拿得最高,增速最快。所以,首先要割大肉、做贡献的无疑就是国家。要敢于大幅降低国家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当然,如果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国家拿到的总量不减少,但通过增速降低,减少其在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比重更为妥当。
同时,一定要立足于初次国民财富分配。目前中国出现如此高的基尼系数,已经充分证明在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通过国家得到最多,去进行二次分配是解决不了现在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很容易让国家的二次分配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一定要立足居民能够从第一次分配中获得更多的财富。
还有,一定要强化财富分配体系的法律执行力度。国民财富分配体系的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执行体系,目标就容易成为空谈。为此要出台一系列的新的法律来推进这种目标的实现。
还有,一定要重视市场的价值。当前我国初次分配表现出来的问题,确有政府管理不完善、劳动市场不规范问题,但关键问题不是政府干预不足,而是市场体系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集中表现为:要素价格体系改革滞后,使得要素市场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由此导致的低成本扩张阻碍了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
最后,一定要对改革的目标不绝对化。我们要客观的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要想实现绝对的平均只能是绝对的理想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效率的巨大损失。这从建国前三十年实施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只要务实的,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也提出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新目标。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是个美丽的目标,也是值得为之实践的目标。要想收获美丽,肯定需要付出,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付出。那就让全社会,先从啃下国民财富分配体系改革的这个硬骨头开始,从让老百姓的口袋有钱开始。这样,中国的未来会更有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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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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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研究城镇化、区域经济,观察政经变迁,理性寻找建设性的共生之路。MSN:ljlx@hotmail.com   QQ:6220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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