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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昆明参加专家博客笔会,出于职业习惯,对昆明的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点了解。在昆明的经济数据中,投资增速是最大的亮点。今年上半年昆明的固定资产投资542亿,增速高达123%。即使三季度速度拉下了一点,还是保持了67.8%的增速,远远超过全国33.4%的增长速度。昆明这两年因为“仇和新政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有赞扬,也有批评。面对昆明这种投资上的疯长,很多人将其解读为"仇和的投资大跃进"。这种大跃进自然也迎来了一些专家的批评声音。

在这些专家看来,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率过大已经成了大问题,急需将投资的比重压下去,将消费的比重提上来。而且,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依靠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在这种逻辑的推论下,昆明极高的投资增速,被这些专家批评也就成为了很自然的现象。更有甚者,认为这种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但在我看来,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理论,必须就具体的个体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才能够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一些经济数据。这样做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精神。

首先,看投资既要看增速,更要看总量。昆明这座城市,自十多年的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结束后,逐渐丧失光芒,在全国的经济排名节节后退。以前和中部城市长沙的GDP在伯仲之间,到2008年竟然只有长沙GDP一半多一点。而在2008年,昆明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050亿,远远低于长沙的1873亿元。至于和一线城市来比,差距就更大了。北京光房地产行业投资今年上半年就达到901亿元。中国这种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经给中国经济的均衡造成隐患。多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就是为了平衡这种差距,但喊了多年,在落实上还是和目标有不小的距离。而只有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大抬头,才能叫做真正的西部大开发。昆明的此刻投资与其说是疯狂增长,还不如说在补以前在投资上的大欠账,在实现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

其次,要了解加大投资的决策可选择范围。在这波金融危机中,昆明的经济主力军有色工业受伤极重,直接冲击到昆明的经济发展速度。有色金属国际价格和市场的巨大波动,导致昆明工业严重下滑,昆明根本不能左右。同时,昆明的外向度极低,2009年前三季度出口才18亿美元,给昆明经济几乎创造不了多少价值。昆明消费带给经济的贡献和全国一样,短时间要提升也不太现实。在这种严峻的挑战面前,昆明要想实现保民生、保稳定的重任,在决策上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投资上下猛力。昆明这种对投资的决策,也和中央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4万亿计划一脉相承。危机面前,需要权衡利弊,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投资有点负作用,但从整体利益来决策,加大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也正是这种投资,才让昆明在今年1-3季度的消费增长了24.9%,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8.9%,这些含金量极高的增长数据都远远高于全国的增长数据。这种数据在西部地区是比较少见的,也间接说明了昆明的投资比较好的转化成了消费,转化成了老百姓收入,改善了民生和经济结构。

再次,要分析昆明投资的构成。目前大家普遍担心投资过高,是担心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主导的投资过高。因为这些投资往往缺乏理性,缺乏关注投资的质量。而真正的民间资本投资,就完全没有必要有这种顾虑。因为民间资本投资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关注投资的质量和回报。昆明的投资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来自民间投资。昆明在仇和主政这两年中,招商引资突飞猛进。2008年,实际利用外资6.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43户,增加54户;引进市外到位资金530亿元,比上年增长75.6%。这种外来民间资本流入高增长,支撑了今年昆明的投资的高增长。这种民间资本的投资,让昆明的投资相对而言要让人放心些。

话说回来,对于中国的投资是否不合理,在经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厘清。这么多年来,年年说投资高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了伤害,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这么多年中,一直保持非常快速的增长。中国独特的国情,用西方经济学照搬对投资的解读,也许会产生一种不全面的解读。为此,我们需要对投资采取一种务实、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对此,中国高层的财经官员还是有清楚的认知的。在7月4日的北京全球的智库峰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开表示,不能“妖魔化”中国的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充分的、不可或缺的。为此,对待投资的态度,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同时表示,在拉动内需难见效情况下的次优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再用目前最热议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来类比。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害处,大家都很清楚,从道理上肯定需要大幅度的节能减排。但即使是这样正确的道理,对于中国而言还是选择将发展权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并不承诺在2020年碳排放总量降低,只是提出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同理,对于昆明这样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对投资采取加快的政策自然就无可厚非。

中国幅员辽阔,沿海和内陆经济差距甚大,经济结构也不相同。一些沿海城市提出经济转型,减少投资的措施,在昆明这种欠发达城市就不见得适用。昆明不仅仅是云南的省会城市,更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联系西亚、南欧、非洲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针对这一定位,昆明的投资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中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投资的调控不搞一刀切,对投资实现结构性、区域性、阶段性的区分,从而让投资对中国经济产生最合适、最搭配的价值,才能够真正叫做践行科学发展观。

(文中有关昆明经济数据来自昆明统计局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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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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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研究城镇化、区域经济,观察政经变迁,理性寻找建设性的共生之路。MSN:ljlx@hotmail.com   QQ:6220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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