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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开中药处方打造幸福广东

                   

汪洋,无疑是一个政治明星。2007年,在其5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前,他才刚刚由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而在更早的1988年,在其33岁的时候就出任安徽省铜陵市的市长,被人称为“娃娃市长”。因其年轻,同时也表现出改革开放的思想,他后被调任为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以及国家计委副主任。

汪洋并不出身于名牌大学,而是毕业于阿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本科班,专业是党政管理,更早时期他进入了共青团,出任了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乃至于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而汪洋两个职务的顶头上司正是现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汪洋比刘奇葆小两岁。

由于汪洋的相对开明的执政风格和相对年轻的年纪,使得他得被海内外视为未来的政治明星,其一言一行都成为了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在2007年12月1日,中共十七大召开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广东也进入了汪洋主政的时期。

                   二

汪洋来到广东,第一次他在舞台上发声的是2007年的12月25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汪洋做的一次讲话。当然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宣传十七大的工作和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科学发展观,以及推动广东上下更好地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真正让汪洋提出他自己执政思路的是在半年以后的2008年6月28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汪洋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对于汪洋而言,他提出这个口号和观点,无疑有其深刻的背景:广东省当年几项主要的经济数据都排在在全国第一,GDP全国第一,财政收入第一,进出口也第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31个省份中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是广东也和全国一样,经历着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过度,产业附加值低、经济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掌握不多这一系列的不科学发展的现象。比如,当时广东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单位GDP能耗比美国、日本、英国分别高2.3倍、6.2倍和3.2倍;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67倍扩大到2006年的3.15倍;从区域看,2006年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GDP只有珠三角的1/4。

严格地说,作为占全中国GDP比重在10%以上的省份,广东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也成为科学发展在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或者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当年的排头兵,也最有资格和条件来进行科学发展排头兵的实践。因此,汪洋提出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顺乎其理,符合逻辑。为此,其在2008年6月推出的“广东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及考核办法”就是广东目标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一个极好注解。这根“指挥棒”打破GDP崇拜,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主线。经济发展指标首次仅占30%的权重,4类42个指标,考的是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调整政绩考核“指挥棒”,汪洋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为转型升级撑腰。

但人算不如天算,当汪洋提出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由此而提出著名的“腾笼换鸟”战略时,很快就面对了一场世纪罕见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在金融危机冲击的08及09年两年中间,广东省的GDP增长出现大幅的下降,进出口额也出现大幅下降,07年广东省GDP增长为14.5%,08年即为10.1%,09年更降为9.5%;07年进出口额6340.49亿美元,增速为20.2%;08年进出口额6832.6亿美元,增速下降为7.8%;09年进出口额6111.18亿美元,变为负增长—10.8%,下降的幅度高达30%以上。特别是2009年第一季度广东GDP增速仅只有5.8%,对于既是中国GDP第一大省,又是中国出口型经济第一大省,更是中国最大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市场的广东而言,其保增长、保就业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压力来自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转型升级需要时间,需要各种技术等要素作支撑,可谓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压力之下,尽管汪洋及其团队尽管继续坚持着腾笼换鸟的路径发展,但充当救火队员无疑成为当务之急。实质上,广东被无奈的放缓了腾笼换鸟的步伐。广东省也利用了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机会,也同样实施扩大内需项目投资,还是沿袭以前的靠投资拉动的要素驱动的老路,推出了政府主导的项目投资计划,尤其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2009年,广东在全省各地大力布局“大项目”,据统计, 该年份广东安排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大产业上的重点项目200项,总投资1.76万亿元,年度投资高达3030亿元。这种大项目投资成为了广东省在金融危机期间保增长的最决定性力量。汪洋这种应对无疑也是务实的,如同骑自行车,以前速度太快有翻车的风险,但速度太慢也有摔倒的风险,在广东经济突然失速的情况下,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让自行车保持一定速度不摔倒是稳妥的应对之策。

  

                三

真正让汪洋亮出其主政广东的核心思路的,还是在金融危机基本过去以后的2011年的1月6日,在广东省的十届八次全会上,适逢汪洋主政广东三年之际,汪洋在总结推进腾笼换鸟的过程的各种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主政思路。在这份党代会报告中,汪洋主政广东的思路已经非常的清晰、完整。总体而言汪洋给广东的发展开了一个中药处方,通过软硬兼施,让转型升级奠定硬实力,以打造幸福广东早就软实力,可谓新时代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新探索、从而让广东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为了让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这一主政思路得到落实,汪洋既分析了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关系,“没有加快转型升级,蛋糕就做不大、做不好;但如果没有建设幸福广东,你的蛋糕就分不好,或者吃蛋糕的环境就不够好。”并提出了也为之提出了落实这两大目标的六大战略:分别包括积极实施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人才强省、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共享六大战略。同时提出了要集中优势兵力,创新思维方式,采用倒逼机制等具体办法。

之所以说汪洋给广东发展开的是一副“中药”,是因为中药讲究循序渐进、温火慢调,讲究治本均衡、强身健体,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进广东实现更上一层楼的转型;而并非采用西药处方,西药尽管见效快,却是治标不治本,在治好病的同时,也可以带来巨大的后遗症。广东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跨越发展,但也带来了耗用资源、破坏环境的各种后遗症。

汪洋的中药处方首先表现在让广东的经济增速“慢”下来。广东在“十二五”期间GDP的增长仅明确保持8%的增长速度,尽管高过于全国的7%,但低于绝大多数的省市。广东的这种慢,一个方面在于尊重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已经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广东再和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西部各省来比拼速度,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更重要的在经历过30年的高速发展后的广东,确实需要慢这种中药方式来改变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在这两年的广东对下属的21个市的考核中,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甚至排在广东后列的深圳依旧在考核中排名前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产业在进行很好的升级,高科技、物流、金融、文化已经成为了深圳的四大主导产业,逐渐告别以前高度依赖加工贸易等粗放型发展模式。富士康这个最大的加工贸易型制造型企业的改变就是深圳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富士康在这几年的产业转移中,将众多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重庆、成都、郑州和武汉等中西部地区,在深圳比重已越来越小。但在这种转移之后,富士康高附加值的产业反而在广东和深圳继续生根。近日,富士康投入15亿美元的深超光电低温多晶硅液晶面板项目在深圳投产,这个项目对于促进面板应用技术升级换代、进一步完善广东省平板显示产业链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成为了广东产业通过转型升级浴火重生的缩影。为此汪洋等广东高层都出席了这个项目的投产仪式,何尝不是对广东经济尽管减速,但质量开始提高的一种方向的支持和鼓劲。

汪洋的中药处方其次表现在让广东的发展“均”起来。广东的“腾笼换鸟”战略的重点并非一味将产业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而是广东将粤东西北地区这两翼作为重点平台。毕竟广东的这两翼的发展水平和珠三角差距不小,发展状态和水平和中西部地区相差不大。作为广东一盘棋考虑而言,广东在主政者无疑必须要考虑自身的区域发展均衡。于是广东立足于“双转移”、“双提升”,“三促进一保持”这些方式。从2007年至2010年的3年间,广东投入了425亿元财政资金在粤东西北地区建起产业转移工业园,形成产业集聚。直接推动了珠三角在3年中有7000亿元投资涌入,推动了广东35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产值、税收连年翻番,累计创造产值逾5000亿元,税收逾24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座中等城市。也是在“双转移”撬动下,不断拉大的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之间区域差异系数,终于出现历史性的拐点:从2007年的0.721降至2010年的0.633,推动广东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上走向均衡。

 汪洋的中药处方再次表现在强身健体让广东“重”起来。广东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发展中,以出口贸易为主导,从而让产业结构集中在劳动力密集,轻工业比重过高的局面。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重工业应该要占据绝大比例,作为发达的北京、宁波等地重工业比重都在70%以上。而在2000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是47.6:52.4,而在2010年调整为39.9:60.1,提高了7.7个百分点。而这种重起来的改变主要出现在2007年后,要知道在2006年广东经济大市佛山的重工业比重才首次超过轻工业。这里面大力推进与央企和世界500强企业对接,大力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海洋经济起到了主要作用。在2011年,铁路和谐型大功率机车修造基地、广州南沙重型机械、中航通飞(珠海)基地、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湛江宝钢项目,一汽大众南海项目、散裂中子源等上百个中低的重工业项目正陆续建成投产或开工进展顺利。这都将对给广东的经济结构重起来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汪洋的中药处方最后也表现在通过打造幸福广东让广东“和”起来。广东经济发展先行,但老百姓到了一定经济阶段以后,对于幸福、民主这些诉求会越来越强烈。如果不针对这些诉求予以采取对策,必然会带来GDP大起来了,和谐和幸福的社会环境并不能同步建设起来,反而造成新的社会稳定的冲突。广东必然需要在这方面为全国探路,这就是广东作为排头兵的另一个含义所在。为此,2011年10月11日,广东公布全国第一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为汪洋提出的打造幸福广东校准目标,毕竟对于幸福而言,是一个相对有一定感性程度上的目标。这个体系包涵了很多方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通过物质建设,做大蛋糕;也要考虑到推进公平公正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心理对比产生的不幸福感;更要发展文化产业,让幸福有载体,同时也要大力追求生态文明,让生态宜居构筑幸福的环境。之前,广东推行了“十件民生实事”,主要集中在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和健康、社保和住房等这些民生领域,也通过“先富帮后富”,加速广东山区的扶贫开发。当然这些方式都体现巨大的财政投入之上的,也是在分蛋糕工程之上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打造幸福广东,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谐广东的建设,从而为中国社会平稳转型奠定一个较好的社会稳定的环境。

目前看来,汪洋的“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的中药处方至少给广东在经济建设方面带来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广东省目前产业结构的升级情况有了一个良好的进展。广东2011年预计先进制造业增加值达9314.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7.2%;高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2838亿元,占广东省全社会生产总值的6.42%。在另一方面,广东省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样引人瞩目。2010年,广东省单位GDP能耗下降到0.664吨,比2005年累计下降16.42%。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居全国第二低和第一低,循环经济建设初见成效。

在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的时候用了:考察干部的才,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这番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对广东中药方式处方的一种背书。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广东毕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躯体,它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转型成功;也是一个复杂是社会载体,打造幸福广东肯定不会一蹴而就。2011年下半年广东经济再次受到了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在2011年1至6月间,广东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350.9亿美元,同比增长26%,但1至10月的增幅就放缓至19.1%,特别是10月份,单月进出口总值是730.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7.8%,环比下降了8.7%。广东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两位数的增长,少有的下降到一位数。这样的数据说明广东经济再次将面临一次巨大冲击,这对汪洋主政广东的“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这中药处方又是一次挑战。但越来这种挑战到来,越需要有定力有勇气有耐心坚持这方中药处方,才能给最终让广东成为各方面的全国排头兵。

 

 

易鹏观点:

广东采用这种中药式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是符合目前现状的。也确实要看到在汪洋主政的四年中,广东的转型升级和打造“幸福广东”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广东目前的加速转型升级中,打造幸福广东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在加速转型升级中,要注意生态保护。广东这几年加大了和央企,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对接,大力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而且主要布局在广东沿海。这也使得广东的海洋经济在2010年达到了8000多亿,在未来还会更高,将成为广东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这些项目投资都非常巨大,例如中石化和科威特将在中国南部建造的一座炼油与石化合资企业,作为中国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合资项目,该项目初步计划的总投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此后更有海外消息称其投资额将在80-90亿美元之间。中科炼化项目投产后,用工规模为2000人,预计每年创造近80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180亿元的税收。但这几年从大连石化爆炸和康菲漏油事件中,可以感觉到沿海发展重化工业对海洋存在巨大的生态破坏的隐患。广东目前是全中国常住人口最多的、经济总量最大、工业规模庞大的大省,当这些重化工业星罗密布地布局在广东沿海以后,同样也将给广东沿海的生态有了巨大的隐患。为此,广东在海洋经济重化工业化的同时,务必加强对其技术、管理水平的严格要求,必须强化环境执法、确保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和风险可控,否则就容易埋下不少的定时生态炸弹。

另一方面,在打造幸福广东的时候,要加速体制上改革。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更多有利于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打造幸福广东的主要内容。以前香港和澳门对于广东,更多发挥的是出口型贸易,“前店后厂”的贸易桥梁的作用。未来广东要想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还是要多借鉴香港、澳门的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建设经验,通过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三个正在开发的新区作为主要的新的体制改革开放实验点。在广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动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的过程中,多做一些制度创新。比如创新基层民主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乡镇、乃至更高一级的直选改革;再比引进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法律体系到内地。

归根结底,目前广东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许多挑战还是与体制有关。广东现在既然提出要当科学发展的排头兵,需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体制和制度层面上多做出一些创新之举,既有利于打造幸福广东,也有利于打造和谐广东,从而继续为中国的平稳转型提供借鉴。

  此文系本人在中国经营报的中国大战略专栏写的广东篇文章的母稿,编辑后发表的文章地址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114/0243112019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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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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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研究城镇化、区域经济,观察政经变迁,理性寻找建设性的共生之路。MSN:ljlx@hotmail.com   QQ:6220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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