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承认 “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但完成“十一五”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2010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3.2%，大大增加了后三个季度的工作压力。

这个会议上透露上的这些数据，是不容乐观的。按照一季度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3.2%的来说，可以断定，全国制定的“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基本完不成了。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去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伴随着这个计划，众多高耗能产业的重复建设卷土重来，最终出现了这种能耗逆转。

在今年两会上，从政府到企业都在高调宣称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个3.2%这个数据再次给大家泼了冷水。这再次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和挑战是何等巨大。

其实，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很多年。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呼吁多年，但残酷的摆在大家面前的一系列数字却是：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单位能耗一直难以达到目标预期，甚至还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主要原因既有包含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更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的原因。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就是一场新的改革，改革就需要重新调整各方面的既得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30年以前这么多人支持改革开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众多人都是穷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他们绝对会支持、欢迎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始的时候就能够一帆风顺，就能够很快速在全国推展。但是到了现在再进行改革，挑战必然就来了，因为中国现在各种利益集团就像山头一样摆在中国大地上，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会支持，对他们没利的事情他们会千方百计的阻挠。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代。

这次高耗能产业能耗出现反转，背后一股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借助经济刺激计划，诞生的强大的发展冲动。目前，从全国的角度讲，中国必须要压缩一些污染比较严重、产量落后，规模并不大一些产业，比如小钢厂、小煤窑。但事实上中国的产业集中度一直不高，那就是因为这些小钢厂、小煤窑对全国不利，但对地方政府有利，一旦把这种小钢厂、小煤窑关闭的话对全国而言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大的钢厂它会有它的空间，但地方政府就会考虑到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和中央政府来捉迷藏，从而使得中国对这些落后产品，淘汰多年不但没淘汰下来，反而越淘越大。最终导致了高耗能产业重复建设，单位能耗反弹。

如何来解决这种改革面临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如何更好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降低单位能耗。办法可以想很多，但有一个办法是完全可以利用的。那就是借助外力来推动改革，这种外力就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的国际新的游戏规则。这方面找就有了成功的先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还不是通过开放引进外力，倒逼中国国内的改革。

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总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进入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鸦片战争充满了排斥、指责。其实，在笔者看来，鸦片战争对中国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还将继续维持着农业社会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上。因为有了鸦片战争，才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走出小农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进行变革。于是有了清王朝的灭亡，更了中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可以说，中国能够在一百多年后重回国际舞台的中央，和鸦片战争这种外力还是有着很大到关联的。

目前全世界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通过各国的长期博弈，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规则，最新的成果就是《京都议定书》。而伴随着哥本哈根谈判、以及接下来的墨西哥坎昆谈判，还会出台新的国际规则必然会进一步对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不大幅降低能耗的国家产生的巨大国际压力。这些国际规则必然同样也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压力，会给中国带紧箍咒，会倒逼中国进行改革。促使中国在转变经济方式上面，减低能耗上面，下真功夫，取得实质进展。

此刻的中国，就需要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到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则制定中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这种国际新规则能够更强有力的发挥效果。这对世界有益，对中国也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