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进入慢时代

上海，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稳坐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老大的位置上。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将开发开放的重点布局在广东等地时，上海依旧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中心。随着浦东开发，以及北京定位从之前的经济中心转为政治、文化中心之后，上海更加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是中国第一个GDP达到3000亿、5000千亿、1万亿的城市；2012年，其GDP总量将率先迈过2万亿大关。但这种之前以GDP作为主要标签的老大地位，最近几年在悄然发生改变。金融危机来临的2008年，上海以9.7%的GDP增速，首次告别之前保持16年的GDP两位数增长速率。而在接下来的2009和2010年，上海GDP增速还是分别保持在8.2%、9.9%。最终，2010年，上海市GDP被四川省和辽宁省超越；2011年，又被湖南、湖北两省超过，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被挤出全国31个省份GDP排名的前十，列第十一名。特别是2011年，湖南、湖北、四川分别以12.8%、13.8%、15%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而上海GDP增速只有8.2%，在全国仅高于北京的8.1%，成为全国GDP增速倒数第二的地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将可能会不断被更多的省超过，如福建、安徽、内蒙古等，上海在全国的GDP排名将会不断下降。

而从目前城市的数据看，全国共有7个万亿城市：上海是1.92万亿，北京 1.6万亿，广州1.2万亿，深圳、天津、苏州都为1.1万亿，重庆刚好上万亿。可以看到，上海虽然位居第一，但是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正逐渐缩小。尤其是天津和重庆两个直辖市，其发展速度十分迅猛。2011年，重庆的GDP增速为16.4%，是上海市的两倍； 2007年，重庆GDP总量才刚过4100亿，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而目前已经超过上海的二分之一。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间，上海和天津、重庆在GDP上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小。

当然上海这种“慢”是相对于中国国内的其他经济体而言的，如果放在全球大城市中来对比，上海的这种速度还是属于快速的。

二、慢之因

对于上海的这种“慢”，必须辩证地看待，上海慢下来实属意料之中。第一方面，上海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包括北京一样，都呈现出整体GDP增速转慢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大都是依赖投资等要素为主体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方面，服务业比重提高。上海从之前第二产业比重占优势，到目前逐渐转化为第三产业比重占上风。2011年，上海市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58%，而第三产业增加值自然不能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等量齐观。例如目前的四川、成都、天津、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亦都超过第三产业所占比，而且其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在20%以上，自然就容易造成比上海高的增速。

第三方面，产业转移加速。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包括土地、用工成本，写字楼租金、房价等多种生产要素的上涨，加快了产业转移的力度。例如，惠普公司原先在上海拥有生产基地，由于当地生产成本过高，惠普最终选择大部队移师重庆。这样的案例汇集起来，必然影响上海的工业总量和增速。

第四方面，基数变大需要慢下来。两会上中央政府八年来首次提出低于8%的GDP增速目标，原因之一在于2011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47万亿。如此高的基数，再保持高增长会越来越难。作为一个GDP基数已经快到2万亿的城市，上海慢下来是正常的。

第五方面，转型需要。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多依赖于投资等各种要素投入，基本上属于粗放型增长，尽管有速度和总量但缺少质量和效率。中国必须从追求“中国速度”转向追求“中国质量”和“中国效益”，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毫无疑问必须降速而提质，必须做经济转型带头大哥。

三、以创新驱“转”

其实，进入“慢”时代，上海方面都非常清楚，也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应对。早在上海第七届党代会，已经提出“经济建设做到稳中有进，重在有质”的经济发展思路。进入21世纪，上海在“十五”规划纲要中继续提出“要在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其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和口号已经凸显。至俞正声赴上海主政，又进一步谋划提出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思路。其核心思路是以创新作为转型主要依托力量，告别以前靠投资驱动的模式。2011年上海用0.3%几乎是零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推动8.2%的GDP增长，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5067亿，和GDP对比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他很多省这种数据对比都在70%以上，甚至有超过100%的。这个指标已经可以作为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取得一定进展的主要经济观察指标。

当前，上海这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思路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定位中，即建设国际经济、航运、金融和贸易中心，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海把服务业作为打造经济中心的主体，同时舍弃了制造业中心等构想，而上海拥有如上海宝钢、上海石化、上海汽车等著名大型企业，可见上海的重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非常可观，从其中可窥见其做大服务业的战略定位。上海“四个中心”的明确定位促使其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从2005年开始，上海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11年已经接近58%的比重。在这期间有众多服务业的龙头项目落户上海，如迪士尼，这直接推动了上海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是上海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2009年，上海明确了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9个重点领域，设立100亿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启动首批200多个重点项目。2010年和2011年还新启动了智能电网、物联网、云计算、节能环保、民用航天等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上海加大了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这既包括主要技术的研发突破，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也包括建设张江科技园自主创新示范等，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实施区县“创新热点”计划；同时也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快科技与金融的结合。2011年，上海在其33834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达到10194亿元，比重占到三分之一，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不断进行体制改革。上海建设四个中心需要构建反应敏捷、高效率的政府服务体系。在行政体制方面，上海简化了各类行政审批程序，精简合并各种收费，这几年已取消、不再审批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有 801 项。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动作不少，如计划推行启运港退税政策就将大幅提高洋山港区的中转量，设立了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为上海的航运、贸易中心助力等。

四是不断地吸引高端人才落户上海。创新推转型，最缺的是人才。上海对高端人才提供“熊猫级”待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切实解决海外高层人才在户籍、养老保险、子女入学、创办企业等方面的问题。也利用美国金融危机的机会，直接到华尔街挖人才墙脚，为上海建立金融中心服务出力。

四、转之道

上海之“慢”完全可以理解，上海之“转”完全应该支持。上文表明上海之“转”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也不可否认上海之“转”也并没有设想中那样顺利和快捷。

目前上海真正富有竞争力和品牌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不多，因此俞正声才会颇有感触地发出“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其次，上海这几年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幅度并不快，对比北京服务业占比75%，上海58%占比额显得略低。再次，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与苏南部分地区，以及深圳，乃至老对手北京比起来还有差距。同时，上海的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一向较大，民营企业，尤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形成规模的民营企业并不多。这从2011年上海纳税民营企业排行榜上，绝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就可见目前上海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

上海作为中国的龙头城市，拥有中国转型最好的基础和条件，也较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但上海依旧在转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可见中国的转型之路是非常艰难的。当前，上海作为中国转型的带头大哥需要着力破解几项难题。

第一，上海要“降”。目前上海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尤其对一些高科技的小型创新企业，上海没有办法成为它们的第一选择。上海要想打造中国的创新之都，就必须要在上海的局部区域让商务成本“降”下去，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财税支持、减免租金等各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只有给更多的年轻群体低成本创业的机会，才有可能培养出中国的扎克伯格和Facebook,比尔·盖茨和微软。

第二，上海要“舍”。上海要舍得砍掉大的工业项目。上海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做好中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以及其他较大的工业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投资额都非常高，产业带动力大，但它们对生态的破坏、对宜居上海的打造以及对上海提升服务业为主要目标的产业结构的改变不见得是好事。对于土地紧张的上海而言，完全可以将一些工业项目布局到江浙，甚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些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地区。要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这些地区的工业项目服务，赚取最有含金量的一块。

第三，上海要“洋”。尽管上海目前金融业增加值为全国第一，已经超过2000亿。但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向国际标准靠齐。要加快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加速推进国际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国际结算、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等方面要力度更大。要积极借鉴国际上金融业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提升金融业的软实力。

第四，上海要“同步”。上海转型必须经济和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有些转型不动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障碍。为此上海必须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尝试在一些局部地区实现一些先行先试的改革。

第五，上海要“民营”。目前上海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过大，在上海纳税企业100强名单上基本上属于国有企业。上海要想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必须要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比重。对于如上海汽车这种完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将上海市政府拥有的股权给降低或全部卖掉。一方面让中国丰富的民间资本以产业基金等方式找到新的投资实体经济的通道，同时可为政府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用于上海的民生投入，从而使得上海不但是经济中心，也是一个幸福之城。

第六，上海要“弃房”。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但不能过于依赖房地产业，上海应该汲取香港的教训。香港这几年发展日益停滞的原因之一是房地产绑架了香港的经济，明显的例子是香港数码港，本想寻找创新型、战略型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最后变成了房地产项目，使得香港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进展不大。高房价可以使得政府得到更多的房地产税收，而高房价又使得别的产业生存困难，导致政府其他税收减少，促使政府又进一步依赖高房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上海在这两年的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房地产占服务业的比重也下降的趋势。在将来即使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结束，上海依旧要下定决心减少房地产所占的比重，减少对房地产财政的依赖程度，还要想办法进一步降房价。否则，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力会日益减少，很多人会通过获取房地产收益做寓公而不是去创业，城市日益老化必然会减少上海未来发展的竞争力。

后语

目前上海对“转”成功的地方需要坚持，对转型中的硬骨头也要敢啃，对转型中体制上的难题更要攻克。对于上海而言，一定要树立中国转型最积极的探索者的角色定位。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完全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国以及其他省份的转型升级。寻求经验，创立模板和范式，为中国未来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转型树立信心、积累经验。■

  此文系给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创刊号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