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一场体制的变革

　　熊晓辉 杜丽娟

　　嘉宾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郁鸿胜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

　　沈晗耀 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上海经济》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易 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上海，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稳坐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老大的位置。但是最近几年，上海的经济增速开始放慢。这实际上也是遇到了发达国家的同样问题，城市化水平高达9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下滑，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转型升级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

　　当前，上海提出向服务业转型的发展思路，并出台了一揽子配套政策，作为国际大都市，让GDP慢下来，探索转型路径，不仅对于上海，更对同样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慢”上海的创新之路

　　《中国经营报》：2007年以来，上海的GDP连续下滑，上海似乎越来越“慢”了，如今上海的决策层提出“创新发展、转型驱动”的发展思路，在未来上海是否还要将“慢”继续下去？上海的转型将带上海走向何方？

　　郁鸿胜：“创新发展、转型驱动”是一个理论框架体系。转型发展在实践中应该包括三大转型：经济发展转型、人口结构转型和城市空间转型。这三个转型的内涵是根据上海发展的实际提出的，是根据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定位、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城市布局结构来确定转型的方向。

　　从经济转型角度分析，上海必须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按照以可持续发展为转型目的，转型发展的结果至少要经过一个或几个五年计划才能显现，科学的理解，目前我们仅仅在做些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沈晗耀：“创新发展、转型驱动”思路是对的，最主要的是其GDP增速大幅度下降，从2004年开始，上海经济发展出现拐点，原来一直是往上升的，从1992年浦东开发开始，3年一个周期，经过3～4个周期，2004年到了顶峰，上海占全国GDP的比重在5%左右。但是从2004年开始，这个比重逐年下降，2011年只有4%左右，已经被相邻的省份江苏和浙江甩到后面。上海在全国的地位、GDP占比、辐射力、影响力没有提升反而下降，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并没有上去，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没有什么大起色，只有一个大飞机项目，但是大飞机项目的配套产业链做得也不理想，反而是其他地区做得不错。

　　易鹏：对于上海的这种“慢”，必须辩证地看待，上海慢下来实属意料之中。第一，上海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包括北京一样，都呈现出整体GDP增速转慢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大都是依赖投资等要素为主体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服务业比重提高。上海从之前第二产业比重占优势，到目前逐渐转化为第三产业比重占上风。2011年，上海市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58%，而第三产业增加值自然不能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等量齐观。例如目前的四川、成都、天津、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亦都超过第三产业所占比，而且其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在20%以上，自然就容易造成比上海高的增速。

　　第三，产业转移加速。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包括土地、用工成本、写字楼租金、房价等多种生产要素的上涨，加快了产业转移的力度。

　　第四，基数变大需要慢下来。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央政府8年来首次提出低于8%的GDP增速目标，原因之一在于2011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47万亿元。如此高的基数，再保持高增长会越来越难。作为一个GDP基数已经快到2万亿元的城市，上海慢下来也是正常的。

　　第五，转型需要。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多依赖于投资等各种要素投入，基本上属于粗放型增长，尽管有速度和总量但缺少质量和效率。中国必须从追求“中国速度”转向追求“中国质量”和“中国效益”，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毫无疑问必须降速而提质，必须做经济转型带头大哥。

　　城市功能和效能本应双赢

　　《中国经营报》：上海提出转型的路径是“四个中心”，即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和贸易中心，上海应如何强化这“四个中心”的建设？上海在向服务业转型的同时内在的转型动力是什么？在转型的过程中又该注意什么问题？

　　易鹏：上海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服务业，提升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我们看到，上海把服务业作为打造经济中心的主体，同时放弃了制造业中心等构想。

　　高培勇：我认为，上海要通过服务业效率的持续改进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同时辅以相应的金融、税收等手段。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财税结构非改不可。税制改革两大关键点，一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合一，二是减少间接税发展直接税（如房产税），而这两项重大改革试点都在上海，这将为上海经济转型、服务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郁鸿胜：城市的目标就是城市的灵魂，就是城市的梦。上海2400万人不可能做同一个梦。除了这些产业以外，当然还要发展其他产业。

　　在上海的今天转型中，要正确处理好转型的目的和城市发展的目标的关系。和以往中国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型不同的是，这次上海的转型，转型目的与城市功能目标不是一个概念，两者不是一回事。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单一结构的转型，新一轮的转型是在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全面转型。在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人口转型、空间转型要和经济结构转型同步。人口和城市空间不转型，经济转型是一句空话。

　　转型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目标不是建设上海“四个中心”， 上海“四个中心”是城市发展的概念目标，上海转型的目标是围绕消耗资源最少、环境保护最好、人口的城市承载力最科学、经济结构最优的发展模式。

　　上海在转型中要处理好城市功能和经济效能之间的关系。在转型过程中，城市功能是主心骨，但是城市效能要围着它，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解决城市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问题，关键要处理好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问题。我不主张上海的产业都走高端化，可以将上海的产业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一类方案解决“四个中心”的城市功能的发展问题，一类方案解决城市大量人口的就业生存问题，一类方案解决城市的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

　　目前我们讲城市发展目标、城市功能定位的较多，注重实践解决城市效能问题的不多。因此，我们应该转型不忘发展，更应该转型不忘民生。

　　沈晗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其实一个经济中心就涵盖了金融、贸易、航运。我认为，要以经济为单一维度发展导向转成多元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的“新四个中心”建设，就是以这次党代会俞正声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导。

　　“新四个中心”包括经济中心，这是最基本的；科教中心、文化中心和医疗卫生中心。这四个中心都是上海最有竞争力的。

　　我认为，上海的转型方向应该是以贸易中心为导向，带动制造业、航运、金融三个中心发展。贸易发展了，制造业有订单，航运有东西运，金融业也不会过于独立的发展，互相作用，配合支持服务业。

　　现在上海的贸易中心地位降低了，航运已经达到吞吐量全球第一。建议在世博会后，上海应在大虹桥国际贸易中心举办进口交易会，广交会以出口为主，上海就搞进口，比如奢侈品等，吸引全世界高端品牌进来，有利于促进国内贸易业，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科教是创新的基础，科技能带动整个经济文化水平，趁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人才价格跌了，大力引进消化吸收国际科技人才，这个机遇相当于二战以后美国的机会。文化和医疗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之所以吸引人才的方面。

　　转型主体是市场

　　《中国经营报》：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呼声，城市要转型就不要崇拜GDP。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到工业化后期，原来以制造业为主，要转向现代服务业，一定会经历降速和调整。如果不以GDP为唯一评价指标，那么应该如何设计“转型升级指标”？如何在这些指标考核中，体现转型升级的效果，以提高官员对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高培勇：产业转型升级不是简单的政策安排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新的指标体系，不仅涉及到如何考评地方经济发展，还有路线图的指导意义。要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的机制调整，而不是重新回到产业干预政策的老路子上。

　　另外，转型必须有体制的变革，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就是财税体制改革，上海的转型升级和深化改革亦应将此放在首位。

　　郁鸿胜：现在的一些指标体系，集中了GDP指标、产业结构指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标等，只是为转型提出方向性的东西，在上海、北京这些大中城市做对比，基本上是引导转型，导向转型的指标，不是考核性指标。

　　评价指标还在摸索阶段，我认为，转型升级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评价：经济转型重点看经济结构的指标，服务业的比重越高越好，而且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的结构比例；人口转型重点看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布局和生活、生存质量, 人口指标表明城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能级；城市空间转型重点看城市布局指标、土地利用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等。城市的土地利用率，每平方公里的产出，肯定是越高越好。环境指标，对环境的污染和消耗越低越好。

　　沈晗耀：在GDP基础上加上GNP指标，包括投资到外面去的指标，上海应该走出去发展，在各地建立一些飞地。和当地政府谈好，GDP、GNP共享。学习新加坡模式，在苏州等地搞园区。再加上绿色指标、文化指标、医疗指标等以这四个中心的指标。

　　易鹏：2011年上海用0.3%几乎是零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推动8.2%的GDP增长，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5067亿元，和GDP对比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他很多省这种数据对比都在70%以上，甚至有超过100%的。这个指标已经可以作为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取得一定进展的主要经济观察指标。

　　《中国经营报》：在进一步推进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如何从体制机制上进行突破？

　　郁鸿胜：上海下一步怎么做？转型是政府提出来的，但转型主体不全在政府，转型发展政府包不下来。转型要充分发挥企业、市场的作用。

　　目前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中的基本态势是，转型的政府供给有余，市场的转型需求不足。在转型发展中，政府提出纲领、制定规划，但是执行和落实规划的主体是社会和企业，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去执行规划。政府可以创造转型的市场，增强转型的供给力。现在是政府喊转型，企业没动力。目前政府要加大力度为企业提供转型动力，创造转型市场，创造市场需求。

　　政府可以考虑设计优惠政策，让那些转型以后的优势企业生存下来。政府在转型中不仅仅是提口号，还要创理念、挖产品、开市场。

　　沈晗耀：要体制突破，把文化当做产业来做，比如医院、学校可以私人注册，可以去社发局登记，减免税收优惠，把事业单位改革当做突破点，建立民营医院、学校。

　　上海商务成本很高？我觉得商务成本高不成问题，适合在上海发展才到上海发展，不然就到二三线发展，这也是一个平衡，是对其他地区的支持。

　　易鹏：上海转型必须经济和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有些转型转不动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障碍。为此上海必须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尝试在局部地区进行一些先行先试的改革。

　　对于上海而言，一定要树立中国转型最积极探索者的角色定位。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完全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国以及其他省份的转型升级寻求经验，创立模板和范式，为中国未来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转型树立信心、积累经验。

    此文系中国经营报就上海发展做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