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郫县战旗村一位普通农民——王勇的故事，折射出成都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中心城市、经历10多年统筹城乡改革的变化轨迹

　　易鹏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郫县战旗村的变化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用新闻的手法来展现一段宏大的历史，很有创意，也很有可读性

　　□本报记者 胡彦殊 董世梅

　　王家最新的故事发生在两个小家伙身上：王勇的二女儿王嘉宝，王辉的儿子王嘉儿，高二孃常常调侃姐弟俩“你们对王家的贡献不一样哦”。

　　王嘉宝的出生让这个大家庭多分到几分土地，王嘉儿就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了。王嘉宝出生在2008年中秋，比王嘉儿大3岁。这3年正好是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攻坚的3年。“‘待遇’不同了”，这可能是成千上万个成都普通农村家庭对改革最直观的印象了。“待遇”变化背后，隐藏着王勇和他的家庭，甚至战旗村十年巨变的秘密。

　　10多年前，怀揣城市梦想的王勇几乎是一路狂奔地逃离农村；10年前，城市梦破灭，王勇沮丧地回到与他格格不入的农村；7年前，当王勇兴致勃勃地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起自己心目中未来战旗村的样子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成为一场改革的参与者；前不久，在村口执勤的王勇，为了捍卫村里的规矩，坚决地驳了侄女的面子，参加村上大会的王勇，呼吁从自己开始要变成现代农民，王勇的身份俨然已是这场仍在继续的改革的推动者。

　　10年间，战旗村的土地没什么大变化，人也没大变化。变化的是人与土地的微妙关系。王勇对“微妙”有自己的理解，王嘉宝虽添了土地，但不踏实，“都是村干部，大队干部调过来，又调过去”。王嘉儿虽没添土地，但换回来的是让人“踏实”的土地红本本。“王嘉儿虽然没分到土地，但享受战旗村村民的所有待遇。”高二孃的话道出了人与土地关系变化背后更多深层次的变化。不仅是享受优美的田园风光，更可享受与城市无缝对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享受到更多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监督的权利，当然，同时也必须为战旗村的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他的父辈们相比，他现在享受到的与土地脱钩的“待遇”，比原先绑在土地上的权利，更有吸引力。

　　王勇和战旗村十年巨变的故事，正在引发广泛讨论。有戏的，不只是战旗村。多年跟踪研究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专家周其仁最近就有收获，他在离战旗村不远的指路村欣喜地发现“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最新一代产品’”，他兴奋地写道“它代表着迄今为止农民自主参与城乡统筹的最高水平”。

　　周其仁：期待统筹城乡改革拓展到更多地方

　　在某种潜意识里，“城市化”无非就是把农民的土地强拿过来，再盖上那么几座地标性建筑外加一批豪宅，从此让少数人、怕也只能让少数人的生活更精彩。我以为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成都自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以来的全部实践，与上述的“城市化”路线划清了界限。成都的城乡统筹，牵动的是城乡关系的深层次变革，增加了普通农民参与城市化的机会集合。这也是为什么撰写本报道的两位记者朋友，仅仅聚焦于一位普通农民的故事，就浓缩地展示出这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特大中心城市、经历10多年城乡统筹改革的变化轨迹。

　　是的，成都的统筹城乡改革，很像一幅大拼图。开始的时候，这里放一小块绿的，那里加一小块蓝的，似乎看不出有任何大名堂。非得坚持拼下去，也非得坚持看下去，大家才明白成都的改革不同凡响。我看了2008年成都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农村产权改革，才基本看懂了“成都拼图”的未来走向。此前，“三个集中”也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罢，农村综合土地整治也罢，也不是不重要，都重要，也都有意思。不过那些图块，究竟会聚合成一幅什么样的总图像，还是存在多种可能。直到“产改”出手，特别是费了牛劲在成都全域推进普遍的“确权”，才明明白白地显露了成都改革的总立意和总图景。

　　更了不起的，是围绕“确权”不断延伸出来的那些配套之举。这包括：重构村庄治理结构、公共财政的服务均等化、要素在城乡之间全面流动的机制，以及打通城乡户籍与身份的历史鸿沟。这说明，成都改革的“还权赋能”，已不再限于确立农民房屋土地的财产权，而且着眼于重建包容城乡全体人民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积极参与权。

　　这就是王勇故事发生的背景。不消说，读者通过报道，一定感受到王勇及其所在村庄的农民，日子过得实在是相当的安逸。成都的农民很幸福，地处二、三圈城的成都农民尤其幸福，因为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可以优先获得大都市集聚起来的需求和经济能量的辐射。

　　不过，对王勇们率先获得机会的眷顾，人们还是没有理由心生嫉妒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城市化滞后、至今尚有近10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大国，城市化不可能齐头并进，数亿农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在大都市的核心部位安营扎寨。观察表明，农民参与城市化的最大机会，恰恰就在环大都市的城乡结合圈。城乡关系率先在这里打通，不但造福本地农民，而且造福大量进城路上的外地农民。

　　由此我们期望，成都的统筹城乡改革，能开展到成都以外更广大的地方。在深度上，城乡统筹不但覆盖全体成都人，而且也逐步覆盖全体生活、工作在成都的非成都人，从而使成都成为实至名归的西部增长极。

　　易鹏：制度红利消失前要寻找新红利

　　战旗村的变化事实上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用新闻的手法来展现一段宏大的历史，很有创意，也很有可读性。回到报道，我们看到，通过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其中的制度创新，农村的发展活力被激活，个人与集体都从中受益。在10年的发展过程中，战旗村村民对统筹城乡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不积极、不敏感、不市场逐步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细节也给人以启示，值得体味。

　　王勇兄弟回到农村以后都没有种地，要么在工厂打工，要么创业，这种离开土地的选择有助于土地集中流转。其实，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四川“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正是因为工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和岗位，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进城，这在客观上为农村的土地集中、流转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工业快速发展为前提，劳动力将被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流转的难度自然增加。

　　战旗村最近种薰衣草，轰轰烈烈搞乡村旅游，发展动力为之一振。当然，战旗村选择的乡村旅游仅仅是一种产业支撑的一种形式。这充分说明，统筹城乡发展是需要产业支撑的，而种植业向农副产品加工延伸、农家乐的兴起、花卉苗木的种植等，可以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服务业化、旅游业化，为统筹城乡提供支撑。

　　再看战旗村建新型社区，他们按人头确定各家新建房屋面积，村民们相互转让建房指标，市场就这样形成了。这说明包括确权颁证、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等一系列市场化农村产权改革，已经在农民身上打上烙印，他们开始学着用市场的手段解决问题。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无疑给农村带来了崭新的活力。

　　我还感兴趣的是，战旗村村民参与村级管理的兴趣和动力。当关于土地的各项改革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时，农民的话语权被激活，积极参与民众自主管理、自主决策。如果没有利益为纽带，估计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反过来看，基层民主建设的加快推进也为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矛盾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和谐。

　　需要看到的是，王勇和战旗村村民目前所享受到的好处都是制度红利，在制度红利消失前，必须要有新的思考。比如人力资本的红利，战旗村的旅游业发展需要专家、业内人士的支持；科技红利，种养殖业的附加值提高需要高科技的支撑；还有品牌的红利，成都乡村游盛行，战旗村如何创出品牌享受红利，这也应该思考。

　　我们看到，在确权颁证、土地综合治理中都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成都已先行先试，形成了一定经验。但是当统筹城乡发展从成都向四川推广时，成都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照抄。以产业选择为例，成都休闲经济发达，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选择旅游经济是合适的，但是其他地方则不尽然，应根据自身发展和特色而定。

　　我们也要清楚，城乡一体化并不等于城乡“一致化”、“一样化”。城市和农村各具天然属性，比如农村的生态环境好、低容积率等生态特征都要保持，不能把农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这种天然的差距和个性应该保持。此外，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存在，不能苛求一次性削平两者之间的鸿沟，追求“一样化”。比如医疗资源的聚集、教育资源的聚集等，这些城乡一体化是需要时间来推进的。

　　此外，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成本支付的问题，比如养老保险这些钱应该谁来买单，这就需要考虑产业选择能不能支撑未来，要根据实力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