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表明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化格局呈现。新疆、贵州、甘肃、黑龙江这些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都正处于加速阶段，不会像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等地一样出现投资增速下滑，而是会抓住这个机遇对固定资产投资补欠账。差异化的出现是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如此庞大的中国不宜一刀切，不宜采取同样投资增速的标准来执行。

　　当然，对于投资增速较高的区域，必须要强调投资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要更多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来。

　　其次，新一轮城镇化对投资有一定的保底作用。这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并非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的“大跃进”，不是一次投资的大扩容。

　　但也必须看到，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依旧会伴随一些规模不小的投资。比如，要推动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就必须有综合交通设施予以配套；比如，要提高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城市承载能力，就会通过轨道交通扩大城市的卫星城数量和规模。而要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然会加大对医院、养老院、学校、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以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为了推动低碳、绿色、智能的城市建设，就会考虑加大对智慧城市，绿色建筑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会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投资的保底作用，可以让中国经济在内需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

　　事实上，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要想调结构、转方式，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增长之上，突然投资失速，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失速，失速之下要想推动经济调结构、转方式难度会加大。

　　这也就是一种当下的智慧，也是为稳中求进所提出的思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