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让在加拿大召开的G20峰会将政府债务作为一个主题。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会让中国各界关注起中国自身的政府债务。中国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具体是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很少有人能够搞清楚。中央财政的财政赤字还是比较容易搞清楚。截止到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大约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2009年GDP的26%,按照60%的欧盟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似乎还比较健康。但中国的债务风险不在中央政府,而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风险又在投融资平台。

最近，审计署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同时，这些地方的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考虑到审计署只公布了部分省市的数据，并没有全国的数据。但结合4月20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公布，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再结合高盛5月发布的报告认为，截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总负债7.8万亿元。同时可以参考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认为的，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将到12万亿元以上。大概可以估算出，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应该是在10万亿左右。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政府的累计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直逼60%的警戒线。

中国的中央财政的风险可控性还是比较好，风险高就高在以投融资平台为载体的地方负债。目前地方的投融资平台，一是财务状况让人堪忧。既存在着资本金不足或资本金不实以及抽逃资本金的现象，又存在总体负债水平都相当高。二是治理结构不健全，尤其投融资平台高管官员居多，这些官员缺乏必要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及风险防范常识，易导致投资决策的失误。三是这些投融资公司偿债渠道过分单一的依赖土地。一旦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困难，还款就会发生困难。

当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个 “载体”变成了地方政府向银行借债的‘债体’，必然会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由于有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血淋淋的教训，一旦政府债务超出可控的范围，风险是不容置疑的。当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在继续攀升，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恐惧感油然而生。一种要将地方投融资平台赶尽杀绝的思想开始浮出水面。在这个时候，需要用理性的思维辩证看待地方投融资平台。

首先，地方投融资平台是有积极的价值。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更多的是在面对金融危机中爆炸性增长的。在这次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地方投融资平台是进行投资的主力军，也是吸纳新增贷款的主力平台。而且，地方投融资平台之所以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也是因为中央政府支持的结果。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3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现在金融危机一过，就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过河拆桥，肯定是有点不妥。

其次，地方投融资平台也存在着种种难言之隐。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配套。在中央政府经常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开支方面点菜，而由地方政府来买单。自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权大涨，而地方财权大缩，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于是，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情况，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实现隐性财政赤字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开这些之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还可以发挥国有资本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激活政府资源的资本属性，盘活存量国有资产。

所以，即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风险，但不能简单的妖魔化。目前要做的就是务实的面对现实，规范运作，尽量趋利避害，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水平。毕竟，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支撑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简单的就此封杀，必然会留下更多的半拉子工程，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财富浪费。

要防范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要对分税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分配机制，让财权和事权匹配。短期来看，可对《预算法》做些修改，给予地方政府赤字的权利。与其让地方政府躲猫猫的发生隐性负债，还不如让这种地方负债在阳光下发生，从而能够便于更加严格的控制债务的风险。

同时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投融资平台，而采取分类管理和规范的措施。将与政府信用支持相关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范畴，严格按照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审核其举债行为和规模，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无序扩大。当然，最快捷的动作就是要加强中央对地方债务的监控，建立并完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其中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应把政府融资平台纳入监控观察范围，防范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风险以及连带的金融风险。

新华社《国家财经周刊》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