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税制改革受阻》，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客观、理性、专业来看，这本文章以少数案例的采访得出中国围绕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受阻的结论是种典型的以偏概全。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中国这次税制改革，需要从更大的经纬度来看待其对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积极意义，当然也可以通过不断完善一些具体细节，使得“营改增”能够惠及到更大比例的群体。

总体而言，中国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是一种适时的改革之举，尽管其动静显得不大，但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确将很明显。“营改增”是被逼出来的，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在工业领域，而营业税集中在第三产业领域，这直接导致了两大产业因为税种不同产生割裂。也推动了地方热衷于工业建设，冷落了服务业的发展，尽管有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作用，但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二产过高、三产过低的局面。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外需日益萎缩，工业产能日益过剩，能源消耗过高，靠工业发展来解决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艰难。为此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幅提高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发展服务业主要的思路是两个，一是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出更大的围绕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第二个就是通过以“营改增”为主力的税制改革，通过税制引导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的“营改增”从2012年1月1日从上海开始试点以来，而后推广到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再到今年8月1日推广到全国，同时行业也不断扩张，目前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减税效果明显。2013年全年减税额度将达到1200亿，这种减税不单集中在第三产业中，对于制造业由于购买的服务可以提供抵扣，也减少了税负。当然确实如同一些媒体报道的事实一样，在这种整体减税的大背景下，由于行业和其他一些原因还导致了一些服务业的税收上升，比如上海的运输业；但考虑到营改增从试点到全面实现后的范围扩大，以及一些行业固定资产的后续添置的抵扣，再加上对于增值税新设了包括6%在内的四个比例，会更大范围的减少不减反增的局面。和营改增配合在一起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前段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这种中国政府减税的思维和当年的里根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效，希望减轻企业税负，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税负，释放其活力，进一步扩大税基，最终实现企业、政府的多赢。

第二个效果是提升了服务业发展的专业程度。以前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列，导致了众多制造业不愿意将服务业分离，也不愿意向外部购买服务，导致了主辅业不明晰，服务业的专业程度不高。随着营改增推进，必定有利于专业性分工，尤其有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从而提高生产率。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商业模式下，通过服务业的专业性提升，将有利于寻找这些机会；这几年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服务业专业化的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新供给，挖掘出了中国庞大的信息消费产业。未来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现，必定还会因为服务业的专业性发展，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热点，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贡献出力量。

第三个结果是倒逼中国的财税体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营改增”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营业税基本是地方税种，去年有1.57万亿的规模，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体；而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分成税种，中央政府占75%。前期为了推进“营改增”，中央政府将改征的增值税部分依旧算地方政府的收入，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同时由于未来营业税将全部改征增值税，也就意味着地方税务局的事情越来越少，这必然会牵涉到国税局和地税局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必定要倒逼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自94年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再次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

目前来看，这次财税体制改革会配合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的户籍、土地、行政、投融资等方面的改革。尤其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通过营改增为契机，通过上收地方政府的事权，尤其是在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事权。通过对全国社会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兜底，便于更好的推进城镇化，也将更好的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的平衡。

事实上，通过营改增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速是8.3%，超过二产的7.6%，未来两年内中国服务业会成为中国第一产业；试点的上海在2012年服务业比重跃上了60%的台阶；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达到725万，同比增加了31万人。当然在未来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可能还会产生挖掘出新的消费热点、进一步扩大主要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提高人口城镇化的质量、降低能源消耗规模等系列效果。

总之，这次中国政府推行的“营改增”是一次还算精细化的改革，是一种将取得四两拨千斤效果的改革，值得肯定并继续推动。当然，目前肯定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进一步细化和改进来推动营改增目标的真正实现。但各界也要避免重蹈当年怀疑高铁导致高铁建设大幅降速的覆辙，对于改革的新事务略为看长远点，用长远的效果来评估当前的改革会更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