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条件，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大转型之中，国内调结构、稳增长、促民生等任务艰巨，机遇挑战并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历次三中全会多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由于制度要素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而易见的影响，社会各界对于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抱有普遍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部分媒体认为这将是一次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全面改革的历史性会议，料将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可能布局、强调哪些改革内容呢？之前广受关注的“新型城镇化”将得以怎样的体现呢？在可能改革方向中，社会资本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能寻找到哪些投资机会呢？本期城市中国沙龙“城镇化与市场机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本期沙龙的主讲嘉宾是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先生。两位点评嘉宾分别是《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21世纪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叶一剑先生和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运营总监、城市投融资专家徐亮先生。

首先，易鹏先生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前瞻性演讲，阐述了他关于城镇化的思考及对城镇化中存在机会的认识。其精彩演讲内容摘要如下：

关于城镇化的思考，我主要有三个观点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观点，城镇化很热，但越热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冷静。就我接触的三个群体来看，都需要冷静下来。

第一个群体，是我们学者同行。传统上来看，城镇化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发展的。而现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信息化（如电子商务）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单纯靠工业化来“担”城镇化已经“担”不动了。信息化最直接带动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大城市。目前来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规模经济规律作用下，再加上中央集权、一党执政、土地公有等制度的作用下，集聚了大规模的人口。而服务业的集中使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将加剧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但这是否会降低成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虽然“缺钱”，但仍然毫不犹豫地“浪费钱”。中国2852个县市区，每个书记，县长，都有一个梦想，想把这个县打造成纽约、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原因很简单：地方人口会减少，我反而减少投资，不管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还是个人利益也好，本地人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所以他会用行政的手段人为地“切割”市场化进程。

在这个背景下（时代发展的进程、地方政府存在非理性冲动），知识分子、学者对城镇化路径的认识不清晰。我认为，对城镇化的路径而言，已经形成共识了的，比如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等，可以先干；而没有形成共识的地方需要“空白”，拔得过高，空间就小，回旋余地就小。

第二个群体，是政府。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不明白，克强总理讲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抓手在哪，以公共服务，或者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来推进城镇化，部分政府不知道怎么抓，另一部分是知道怎么抓，但没有动力去抓，或者“装糊涂”。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不愿意进行没有明显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的改革，而更倾向于基础投资。我们要正视地方政府正常的利益趋向，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第三个方群体，是企业。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想的就是两个字——圈地，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圈地不行。但是怎么圈，圈哪里，不思考，先圈地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很多产业，目前都在打鸡血。再比如智慧城市，大家都觉得智慧城市是好事，但是智慧城市“遍地是坑”，如果搞不好，就是一次投资大浪费，标准不匹配，各自分裂，结果就是装了很多的摄像头。企业对于很多“坑”，要想清楚。

第二个观点，全国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是有些地方政府“有为”，有些要“无为”。

在未来土地制度改革推进的情况下，一定会带来人口更大范围的迁徙。人口的迁徙意味着人口数量在地域上的此消彼涨，所有的产业布局也会围绕这个发生变化，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按照户籍人口来做基础设施的投入，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北京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巨大，北京地铁442公里，未来一千公里也有必要，但是你说在西部某一个地级市也搞一百公里的地铁，那不是挖坑么？欠的债总要还的，十代也还不了这个债。还有，最近有个省会城市提出，四年人口增长300万人，有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的大跃进是很恐怖的。所以也建议中央千万不要把城镇化率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

第三个观点，市场机会究竟在哪里？

现在大家都指望三中全会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这都是幼稚和不成熟的想法。党开个会就能决定命运吗？凡是新的产业机会是靠市场培育出来的，企业家培育起来的，这才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不要高估三中全会对我们市场机会命运的改变。

第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要辩证地对当前的政策信息做出理性判断，城镇化目前是一个热点，大家都看着这个蛋糕，对于个体而言，抓住机会获得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

第二，我们对于城镇化形成共识的领域，要敢于坚决果断联合去抓住机遇。如果对某一市场机会达成了共识的，企业之间要联合起来抓住机遇。比如北京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城建设的投入需求巨大，最大的公司都没法支撑这么大的城镇化率，所以万科和保利可以联合，中国铁建和中国建筑联合起来共同“分这个蛋糕”。

第三，我们的商业机会要在城市群里寻找。大家都认为小城镇是好事，事实上越是大城市才有越大的空间，才有越大的发展机会。大城市病的存在是我们制度管理不彻底，规划不到位，技术应用不到位，不能说大城市一定会得大城市病。目前来说，我国的大城市确实存在较严重的大城市病，而城市群合理布局，存在规模经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商业机会要在城市群里寻找。

第四，目前没有形成共识的“留白地带”，是最大的机遇。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种，对发展路径没有想明白的。比如当我们在提市场经济的时候，你突然提共产主义新城镇，这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空间。第二种，对技术进步的方向没想明白，你可以朝着这个角度去创新，可能会衍生出别的产业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市场空白的地方要摸准，同时要敢于承担风险，往往风险最大的时候，就是你最有机会的时候。

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徐亮先生对易鹏先生的演讲做了精简的点评，并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进行回顾总结的方式，探索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涉及的与城镇化最相关的改革内容。其分享内容如下：

目前，由于不论是城镇化，还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都处于一种不能够再沿着目前的很多路径继续下去的状态，因此大家对于深化改革抱有很大的期待，期望中央能够有一些导向性的意见出来。所以我们依然有理由去思考和琢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它抱有期待。

我想先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回顾，寻找一些改革的脉络，从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进行一个预测。我们可以看到：每届三中全会所涉及的议题以及方向，都和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性格和治国思路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我说一说历届改革的几条线索，对于我们今天城镇化的影响。

第一个事情，说说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是一个与中国城镇化非常息息相关的环节。从9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的激发以及从新世纪以来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等改革实践，对中国的城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三中全会中只有15届和17届涉及到土地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会有一些土地管理制度方面的一些大的导向性政策出来。

第二个事情，回顾一下投资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在90年代到世纪之交，基本上在具体的环节有一些改革的措施，到2004年才把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定下来，它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它把中央和地方事权作了进一步切分。

第三就是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90年代搭起分税制的架子，新世纪以来的改革重点则围绕建立公共财政、税制改革与完善预算管理等展开。财税体制改革对城市化意义深远，是今天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支持城镇化，支持公共产品生产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证。

第四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建立现代央行制度、商业银行专业化转型，外汇管理体系的建立等。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的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可以关注金融资源对城市建设的支持。上世纪末，整顿金融秩序、清理地方“小金库”之后，才使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依照规范的路径“走在了一起”；本世纪初，以国开行引领的开发性金融为发轫，并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08年应对金融危机推行的4万亿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合作又进一步紧密；近两年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又倒逼地方政府跟更多更广泛的金融机构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与合作。

最后说一下户籍制度改革。只有十六届三中全会出现了“户籍”两个字，但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都确立了，包括它的基础、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和路径。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有特别广泛和明显的进展。

回顾了之前的历史，今天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瞻，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城镇化。我觉得差异化应该是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有数据统计，中西部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增速，要超过它的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西部是不是也要搞激进的城镇化，能不能因地制宜做出差异化的探索，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城镇化钱从哪来？城镇化有很多的概念，人的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都涉及钱的问题。我们荣邦瑞明公司根据对中国城镇化项目十几年的跟踪写了一本书，从投融资的角度探讨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在未来引入社会资本，政企合作推进城镇化的时代，城镇化的钱到底从哪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具体到改革方向应当是怎样的呢？尝试做些预测：

首先，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它涉及几个点，一个是财权和事权分配的问题，第二是房产税的问题，接下来是国有资本经营的利润分配问题，还有一个转移支付的问题。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分配是要改变以往以“分财”为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从事权上进行改革，上收部分事权，缓解一些基层政府的支付压力；房产税逐步推行应该是大势所趋，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认识房产税是不是个重复征收的问题，学术界需要进行一些相关的分析，第二，房产税的逐步推开涉及到权贵阶层，高层改革的决心是否坚定；国有资本利润能不能更好的支持公共服务，支持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最后是转移支付问题，我国对应具体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非常多，使得地方政府非常难办（既要配套资金又要增加负债，不争取又不甘心），目前大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增加一般转移支付的额度。财税体制改革这四点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几个点，也希望未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有体现。

第二个方向是金融制度改革。目前地方政府非常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存在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足，资本性支出几乎只能靠卖地收入；二是基础设施的融资体制存在问题，商业化的融资模式无法适应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模式，迫使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财政，不断吃子孙饭；三是同质化的城市发展策略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制约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未来是一个政企合作的时代，政企合作的关键应该是搞好项目，设计好盈利机制，把项目未来的收益来源设计好。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加快推进确权的工作，这是深化改革的基础工作；再就是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能不能够通过以一些大城市城中村为试点，做一些改革试点，使得我们城市化的建设用地的供给能够多化一些。

最后我说一点，我们期盼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改革的指引，但是未来在具体的政策当中，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当中，中央政策应该重视“疏”而不光只是“堵”，这是我们的核心思考。

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叶一剑先生对易鹏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阐述：

我跟易鹏老师比较熟悉，对他的观点也比较了解。今天他的漫谈式的一个讲解，有几块可以概括一下：

第一，他在传播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对城镇化常识性的东西进行了很清楚的表达。

第二，他基于自己的走访，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泼了一点冷水，这种理性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三是技术层面。易鹏老师提出了我们在今天来理解城镇化要考虑的几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城镇化和改革的问题，从李克强就任总理以后一直在讲改革红利再次释放的问题，它释放的平台和途径之一，很重要就是城镇化的这个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第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这无疑是理解今天中国城镇化的一个维度。第三块，是城镇化和人口迁徙的问题，关于中国大规模新城建设的担忧，除了产业是否能够支撑，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将来人从哪里来的问题。第四块，是在城镇化的研讨中，城市群和城镇化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这是易鹏老师讲的重要的四个关系。我就这几个关系，简单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城镇化和改革的关系。对中国城镇化进行表达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改革话题的平台。户籍改革、社会领域、公共服务的改革，都可以将城镇化作为一个思维方式的前提，从而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改革方向。城镇化最终的政策走向和政策的架构体系，一定是非常综合的政策体系。

第二，城镇化和人口迁徙的关系。人口迁徙将对中国这一轮的城镇化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除了国内的人口迁徙外，还应该考虑中国的人口流出和外面的人口流入，这个群体规模可能不是太大，但流出的人口大部分都是精英，他们不仅仅带走了财富，还带走了一些制度上的漏洞。同时，外国中高层转移到中国来也会对中国城镇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英国研究所的研究性的报道结论是，其实工业化比例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城市化的提升。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警醒。

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是城镇化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手段的问题。这个争论的背后是说，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要想维持一个长期的高速增长，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的来源，在之前很多的政策表述里面，就是城镇化，城镇化就变成了一个手段，这个手段会不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比如城市的无限扩张，土地财政进一步的使用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警醒。

二是我国出现了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逆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我们工业的程度还没到能够将所有人口都从农村地区搬到城市来的时候，我们同时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的工业城市的主城区，开始出现了人口外移。这对我国目前的城市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需要一个公共参与机制来保证工业城市中心城区的再造，避免贫民窟的出现。

三是我国园区化的工业觉醒面临的巨大问题。我们的工业园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业园区（开发区）的城市化问题，园区缺少好的公共配套设施，难以留住人，工业园区应该搞城市化，产业应该是人的城镇化，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才能发展起来产业。另一个趋势就是今天包括中西部地区在试图做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其实这个趋势已经变了。从目前来看，全球的产业转移不会从东部自然而然转到中西部，原来的园区发展模式已经不可行了。但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依然在延续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到处都是废弃的园区，没有任何产业。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园区经济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来讲，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了，如果不注意到这个问题，进一步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下半场开场后，主持人首先选择网络上的一个问题提给本次沙龙主讲嘉宾易鹏先生：现在我们都提市场化的方向，90年代初期我们搞市场化，希望民营资本替代国有经济。过去十年有观点认为有“国进民退”的迹象，未来的改革，所谓市场化，指的是国有资本进一步的市场化，还是民营资本要再次崛起呢？

易鹏：这次城镇化的过程中间，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主导会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思路。在新型城镇化中间，国有资本完全缺位也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城镇化有些基础设施的投入带有公益性，必须要有政府的手和国有企业的手来做，在这个背景下一定会存在一些国有企业。第二，国有企业可以落实和践行政府引导的这个功能和价值。

对于城镇化来讲，只有市场的方式才可以。扭转国企无视市场规律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思路是要加强外部制衡的力量。第一要透明，第二点要倒逼。我们改革释放出空间以后，用改革的力量避免央企或者政府控制太多的资源进入市场。政府引导，市场要主导，这个度的把握往往考验当前上下共同的智慧。

随后，嘉宾以关键词阐述的方式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核心问题。首先是“什么是必须改的”——

徐亮：第一个是“城镇化思路”，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要更新一下城镇化的思路。关键一点就是差异化的问题，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城镇化的发展演进的思路应该是不同的，中西部和东部也应该有差异化，应该设计不同的城镇化进展。另外是“财税体制改革”，思考了综合改革总体的推进方式，在90年代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曾经提过一个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战略：全面推进，重点突出。改革是要全面推进，但是最终我们要找一个突破点。我认为是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我们进一步配套做土地管理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易鹏：我从目前可能推得动和区分发展问题与改革问题的角度写出了三个关键词。第一，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对经济结构调整有价值，对推动服务业发展有价值，而且这两年发挥了正面效应，改革的关键点在于财权的分配，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推进。第二，投融资。投融资体系、融资体制改革，目前也到了这个机会。要把政府管制放松，从而释放更多的方式。贷款利率市场化就是一个表现。第三个问题是土地，土地私有化会很难的，土地改革的突破点是宅基地的流转，关键点是流转的范围。最后我总结一点，当前中国的改革也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好，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有一股力量能够压倒时代，改变命运。我们必须共同形成合作，携手，形成更多的社会共识，才有可能形成共识社会。

叶一剑：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目前来看，大家对土地都很关注，都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做土地确权，确权以后可以流转，流转以后用于物权进一步的落实。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个程度，中国土地的流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觉得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要转向社会建设这个角度来，还历史的欠账，然后我们再出发。政府必须解决以什么制度建设来弥补对农民工、对市民的中产阶级的欠账，否则谈不上中国的改革。任何改革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园区也好，还是人口政策，最终一定要归结到我们社会建设上来。

主持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谈未来的发展和改革，谈大众层面比较多，有一类主体就是地方政府，它的角色及变化，未来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

易鹏：我们看中国的问题，中央政府立足于制度改革来推进社会公平公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有价值的。通过集约推进城市群为主体的形式是未来的趋势，通过低碳绿色来发展优质的生活方式也是有道理的，通过推进新四化融合来支撑城镇化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地方政府和媒体、企业都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做这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会把有利于他的问题放大，而不会百分之百实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所以导致当前很多人误解中央政府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中央政府必须要考虑建立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相配套的正面的激励机制出来，要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哪些可以做，有些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我个人观点主要看中央政府怎么引导，也看社会大众怎么形成共识，倒逼中央政府，还看地方政府怎么职能转变。总的来说，地方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受多层因素的影响。

尽管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未来的中国，我们要用积极、阳光、乐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机会，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现场嘉宾，国家海洋局战略研究所刘容子女士围绕本期主题发言并与主持人进行互动：

城镇化的主题词，应该与海洋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海洋国家的崛起，城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和路径。可以说各个沿海国家的发展很大的趋势就是人口向沿海地区的流动，这个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不是政府或政策调整所能够改变的。近十年沿海城镇化的进程，引领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因为我国主要几个大的城市群都在我们沿海地区，城镇化率也比较高，它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因此我希望研究城镇化的朋友能将研究的焦点，往沿海转一转。一个是海洋的开发，基于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便捷的对外交流条件而兴起的对海洋空间的开发利用；还有一条是因为伴随工业化，海洋是一个排污的成本最低的大垃圾筒，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最后，现场来宾就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等问题与点评嘉宾进行了探讨。

叶一剑先生谈到：我在《乡愁里的中国》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理解的框架，我把中国分四个层次，一个是乡村中国和乡土中国，第二是城市中国，还有一个城镇化的中国，第四块叫大陆之外的中国。我很赞同一个说法，城镇化的中国其实是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一个变迁过程。今天我们城镇化成为中国的改革战略里很重要的表述，包括新四化的表述，大家非常强调城镇化放到更高的，统筹其他三化的层面上。但为什么我们很多作家、文化人对于今天城镇化都是持相反的态度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乡村浪漫主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生活在城市，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被城市影响，我们的城市文学会越来越成熟。

我一直在强调，希望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走不一定是完全、但是一定要考虑到故乡的逻辑。未来中国一定会朝着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方向去走，我们不可能用文学的浪漫主义来阻止这场运动。同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城市，不希望看到一个大部分人都是被剥离的状态，也不希望我们找不到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认可城市，同时我们能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这是一个故乡逻辑在起作用。城镇化的故乡逻辑，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精神失落和精神回归，是这样一个概念。

徐亮先生提到两个思考：一是城镇化要考虑中国传统的田园思想，包括一些传统的古文化、古建筑的保护，这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城镇化的道路能不能再走得多元一点；二是城镇化是一个需要关注到各方面利益的过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的观念，就是一种整体观，这种理念的传承应该用到我们今天城镇化发展，包括城乡统筹的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