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题：中国城镇化圆桌会议——创建全面可持续发展社区

会议时间：2013年12月14日晚上

会议地点：国贸大酒店

   

    易鹏：大家晚上好！国际金融论坛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中国城镇化圆桌会议，创建全面可持续发展社区，今天日子比较特殊，今天晚上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告，第一时间云集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精英对城镇化进行解读，我相信对大家有价值，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今天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姑且作为中国城镇化从数量走向质量的起点的话，这次国际金融论坛今天晚上的圆桌会议，可能也贡献我们的思想。

    首先介绍一下圆桌会议来宾：

    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戴相龙先生；IDEA创始人及主席、世界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社区专家查亚德·扎旦先生；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先生；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先生；国际金融论坛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先生；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管清友先生；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大气控制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白云峰先生；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先生。

    首先有请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戴相龙先生致辞。

   

    戴相龙：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原来信息不对称说开一个圆桌会议，我以为就20个人随便谈谈，我一看这么多人，要我致辞，确实我昨天参加了经济工作会，城镇化建设会议也开了两天，后来我一想还当天津市市长五年就搞这个规划，我就来一个即兴发言。

    我在天津五年当市长怎么搞城镇化建设？我原来是学银行的，专业银行，农行工作、商业银行工作，后来中央银行工作过，后来到天津市当市长，说老实话并不懂，我去了以后，我跟大家商量最重要的问题是规划，规划是生产力，规划创造财富，规划不好是最大浪费，从城市建设规划谈谈体会，做一个城市化建设最重要第一条定位，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干什么的，地区什么地位，有什么产业，能做什么，定位的好一路顺风，定位不好今年非常的热闹，明年就不行了。

    第一，当时天津的定位是原来叫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大家说重要的不重要了，说明很多，所以把重要去掉了，叫北方经济中心定位，天津市建议得到北京市的建议，刘淇当书记，找他谈北京是首都，政治中心，历史名城，经济中心是天津吗？刘淇很大度同意这样定位了，叫北方经济中心，这个定位特别重要。后来中央全会决定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定位北方经济中心，在城镇化建设里任何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都有定位问题，定位错了浪费很大。城镇化建设会议上也说这个问题，城镇在一个地区里协调发展，北方经济中心还有航运中心、现代加工基地、贸易中心。

    第二个定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条产业，因为有了产业，有了分工，才有农村城市，有了一个产业，我们不搞农业，没有产业的发展就谈不上城市化建设，现在有的地方把农民种地集中起来赶到楼上，但是下了楼还得去种地，不叫小城镇建设了，如果农民离开农村了，虽然家在农村住在城里，城镇化建设很自然。所以城镇化建设不能拔苗助长，要因势而为，现在有的地方拔苗助长，把人赶到楼房去，要有产业，而且产业决定城市性质，是搞煤就煤城，搞钢就是钢城，是港口的就是港口城市，没有产业不可能有城市化建设。中央说的要因势而为。

    第三，交通，我对交通太有感情了，我在天津开个会，商量好了在滨海新区，请科技部长演讲，很支持我，九点钟开会，说放心，明天六点钟起床，九点钟打电话来不了了，有大雾封路，我当市长很着急，下决心把北京和天津连在一起，不是吹牛，中国第一个高铁是我找铁道部负责人搞起来的，天津到北京，这条路定了以后，三条，用中国的技术可以，31分钟不行，他说可以，我说奥运前通车，可以，就这么搞下来了，现在10分钟、6分钟发一次车，后来有42条高铁出来了。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解决交通，不解决交通，骑自行车、步行根本解决不了。我深深体会大交通是城镇化建设的基础。

    第四，社会，有医院、学校、行政机关，而且是高性能的，我们在那不但工作，还要生活，要有很好的社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生态，现在雾霾严重，说的也对，确实要改善，也太过分炒热，1963年在北京读大学，3、4月份尘土飞扬，现在不尘土飞扬还有点霾，我不是说好，是这样的情况，搞生态城市、森林覆盖面积，还是不错，我干银行的是门外汉，但是我没有偏见，没有保守思想，就应该这么办，从我的体会来，天津这个做法也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因为是特大城市，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天津两个城市双城计，现在北京人要请天津人吃饭，如果在东部吃饭，天津人早就到了，北京人还没到，为什么？长安街从西边到东边一小时，可是天津人来到东边30分钟就到了，概念全改变了，所以天津地价也上去了，带来多大的效应。

    在天津搞城市规划，中心城市，另外再搞11个新城，报纸上也说，宝坻那个新城有点像鬼城，交通问题，现在看是那样，我认为交通逐步解决以后，会很大改变。具体来说，天津搞小城镇建设，搞撤村，不能说撤村，村还有，天津农村里头地很宽，不是三分地，有个公共场所，过去放电影、开会、大卖场很宽，结果把他们聚集起来，把农村的公共用地集中起来，1/3毁了做农业，农地没减少，1/3变成农地，1/3给老百姓，1/3做经营性住房，赚了钱解决老百姓的住房，我看做的还不错，那个倒不是硬性的，别的地方能做就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现在已经做到了把农村人集中到100万人。

    第一个观点以人为本，根据我五年当市长的经验，我认为中央召开城镇化建设会议是非常重要。城镇化建设会议，应该区别大城市、中等城市，这个建设是不一样的，小城市、城镇、县以下是一种，应该分开考虑，但是这次会是整个的。对这次会议，我认识的城镇化建设最重要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农民进城成为市民，要提高素质，日子比原来过得更好，而不是起来更多的房子，而不是把更多的人挤到城市，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观点以人为本。

    第二个观点顺势而为，城镇化建设也有理解对的，也有理解不是很全面的，好像来股热一样，我认为城镇化建设以后带来农民从土地进城，一年一千万，十年一个亿，给中国带来多大的诉求，中国能够持久发展跟欧美国家有新兴一条我们城镇化潜力很大。

    第三个观点协调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协调起来，交通、通信联络起来，不能看成很孤立的一栋房子，协调发展，优势互补，我不住在大城市，交通方便，一个小时，延庆挺好的，北京市雾霾，到延庆就没有雾霾了，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不方便，所以要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很重要的经济要有联系，交通要有联系，信息要联系，虽然是分散的，但是整体，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我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大量的人下了班到郊区，过去的小城镇跟大城市连在一起的，所以必须要协调发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协调发展、生态发展，还有一个要与资金水平相适应，城镇化建设很重要一条要有钱，我现在不知道一个农民到城里变成市民要多少钱。

    易鹏：十几万。

    戴相龙：十几万恐怕将来不够，还有教育、养老，转两万人，不得了，需要很多的钱，城镇化是有成本的，但是会带来更高的回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要拿钱，我学金融，我愿意在城镇化融资方面说一点看法：

    第一，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还是要拿钱的，政府拿钱主要有几个部分，一个是运输安排要和常住人口挂钩，广东省的省长每次开会提意见，我们人均财力很高，都按照户籍人口算的，要把2000万常住人口外地一算，人均财力才是中国第20位，每次都提这一句，常住下来的，有教育、工作、医疗、卫生都我负责，但是这次会有这么一个精神，将来城镇拨款安置常住人口或者农民进城变成市民要挂钩，这个很重要。

    第二，要给城镇化建设解决一点税免，房产税、资源税给地方，地方才有钱干这个事，财政融资还有一条就是举债，发建设债，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率很高了，有的还是有能力的，将来是有条件的来发行城市建设债，政府解决，无论中央地方，地方政府，主要是财政支出的运输安排，给他一个税免。

    商业银行的作用依然是非常大的，商业银行的作用对近期开发或者发展能够产生效益，还掉贷款，付了利息，人家还有钱赚，这种行业主要是加工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这还是大有作为。

    第三，要建立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很有政策性，因为中国人往往政策性就是国家定项目、拿钱，这种政策性银行不应该有了，我讲的政策性还是回报，但是时间比较长，或者这种回报个人得的不多，国家得的多，因此需要一种特种经营业务，国家税务上扶持的，在发债上扶持的或者在十大许可的政策上扶持的金融机构。我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中长期的商业银行，现在政府职能转变了，靠法规、靠市场，不可能说政府拿一个钱派一个人办一个机构，这种政策性是不会的。

    有哪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做呢？比如国家有个农业发展银行，开始条例定的农副产品收购和县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来农业发展银行可以承担一部分农村的县或县以下农村基础设施，但是对这种业务单独核算、单独记账，除此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会不会将来成立一个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财政出了钱，土地财政不能搞了，历来土地也还不行，我在天津花一百万买一亩地，买了很多亩，现在还储备那，加加工再三四百万，但是有个挑战，现在农民只要符合规划，农民集体的土地也可以进市场了，不可能用低价买过来再盘一盘高价卖出去，不行，但是国家的土地资源运作还是有一定潜力。

    过去土地转让给社会就是贷款，一部分搞水利，一部分社会保障房，原来贷款就还不了，我始终认为土地的整理还会产生效益，而且土地整理需要集中，需要政府的规划，成立一个政策性金融机构要试点。

    第四，涉及到住房问题，要不住房公积金很少，要不按揭，商业性机构，这个不行，住的储蓄商业银行，天津就有，建设银行跟德国建的，原来变成从天津发展到全国，把储蓄存在这，多少年可以贷款，和住房公积金和商业性贷款合并起来，减轻他们的负担，税少，才能扶持。除此以外，政府、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要吸收社会资金，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到城镇建设上面的一些服务事项，就要把服务费价格低了，北京市坐地铁两块钱，原来十公里，现在线路40公里也是两块钱，搞物流的人淘到便宜了，就在地下转，这样国家负担也不起，我不是说北京市，北京市做法带来效应，但是长期下去也不行，也不能靠国家，也不能靠低价，尽量跟成本相一致，或者有点微利，看着收了费实际服务了，如果看起来对他照顾了，但是没有服务。

    这是我从天津市当市长五年城镇建设规划的体会加上这次中央城镇化建设会议一个理解，我相信到2020年还有八年，现在城里2亿3千万农民，将来从农村再转几千万，快3亿了，其中一部分不能是市民，暂时住在那不够年限，棚户区要改造，中西部还会增加一部分人，我相信在国家很好政策的贯彻下，国家的城镇化建设是稳步的、有效的推进，促进我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谢谢大家！

   

    易鹏：谢谢戴相龙先生用自己的经历和对这次会议参与者，两个角度结合一块对中国城镇化路径做出自己的诠释和解读，对大家非常有价值，下面有请演讲人IDEA创始人及主席，世界著名可持续发展社区专家查亚德·扎旦演讲。

   

    查亚德·扎旦：我借此机会感谢国际金融论坛，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我专门做成中文的PPT，这样有助于大家容易理解，中国城镇化圆桌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城镇化的改革和发展是拉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和发展已经触及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城镇化能带来怎样巨大机遇？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不是讨论一个或两个城镇，我们讨论的是大量的城镇集群式的建设，使得这些城镇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知道中国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设200-300个可持续发展的城镇，我们怎么样能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这个论坛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潜在的问题，并且消除了由此而发的风险。

    潜在的问题根据BingqinLi亚太发展期刊定义，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目前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和城镇化已经显示政府调控方面的失灵，由此对政府的质疑，大城市在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不大主动，或许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政府主导的乡镇和小城市经济代价巨大，并且不具可持续性。城镇化或许不足以农村贫困问题，使得大量农民耕地被开发商征用，虽然这里存在大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控的。

    将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有经济方面的讨论，社会方面的，关乎到每个人的生活，比如住房、教育，有关文化方面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巨大的文化价值，这些所有的风险对中国来说都有巨大的挑战性。

    我们也有一些对策建议，怎么样使得中国城镇化更具可持续发展？怎么样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城镇化建设良好机会，以理性的方式发现评估解决存在的问题，降低潜在的风险，在我看来要运用六维可持续发展模式，最大限度保持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六维可持续发展模式注重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其他相关性。

    利润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戴先生提到的，我们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取得利益，优化投资，确保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高的投资回报率，为人们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经济方面，要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协调有序，并且使我们投资有回报率。

    社会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社会为成员提供保护、安全，当然在文化方面非常重要，相关性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展示一下在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在拉脱维亚、摩洛哥、沙特、阿曼、中国，现在在中国西部有一个计划，以我的家乡沙特为例，这是沙特吉达贸易城，吉达贸易城占地180万平方米，征用了一些废旧的土地，我们应用技术使得这些建筑不至于污染环境，我们有一个规划性的发展，这是吉达贸易城的全景，这是吉达贸易城的集群，1区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伊斯兰金融中心，吉达是通往圣地麦地那和麦加的通道，还有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我们知道城镇化是发展经济的动力，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城镇化，使得每一个人由此受益，使得每一个人做出贡献，我们的城镇化就不是成功的，就达不到它的目的。2区，主要是旅游。3区数字化培训中心，我们选择了他们的地址，这样的选址怎么使自由贸易城同吉达、沙特以及整个海湾地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旁边海可以通达到地中海，这是一个中心，同时也为就业提供了机会，通过动用各种资源充分的贯彻六维可持续发展模式，保证吉达贸易城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沙特延布工业城，怎么样能够使延布工业城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看到了延布工业城已经非常有效的结合了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延布工业城现在已经成为沙特繁荣发展欣欣向荣工业城市，但是在我们建造延布工业城之前，不是这样子的。

    下面看到的是在拉脱维亚的工程，我们充分考虑了拉脱维亚产业区的地理位置，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动员拉脱维亚的资源，同时让拉脱维亚在北欧地区、东北欧地区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结合上面的考虑，我认为拉脱维亚应该结合生态、地理、经济方面的综合考虑，如果我们不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我们的确做不到可持续发展。这是对拉脱维亚产业集群的分析，我们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得出了结论。

    阿曼地区建设的产业区，这个产业区靠近机场，机场对于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非常重要。这个国际机场选址具有竞争力，主要结合了地理位置的考虑。

    摩洛哥的一个港口，摩洛哥政府在港口已经有原居民在这个地方居住，怎么样使这些人离开这个地方，把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发展旅游集群，与大学、社区、居民都进行了咨询，我们找到了怎么样使农民离开他的土地，并且让他们生活得到保障，使他们经济收入得到保障的途径。这是港口的卫星图，连接欧洲和北欧的通道，同时在沙特有很多的项目。

    我再次非常感谢大家听我们的会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我非常希望您会后跟我们交谈，谢谢！

   

    易鹏：谢谢查亚德·扎旦先生分享了一些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当前中国破解雾霾中国，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有借鉴作用，现在有请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先生演讲。

   

    奥特曼·西门斯：非常感谢在座各位，感谢主席先生，我在城市建筑方面也不是专家，我了解的不多，但我知道来到一个地方，比如就会马上意识到这个城市是不是舒适，是不是能够提供优异的生活质量，愿意居住在这里，愿意在这里工作，最近中国2013年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城镇化方面研究政策，最近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哪些是智能城市，我当时还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内容看一遍，光看前面两页，讲的是国际全球智能城市是应该什么样的，我发言前先讲一个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市长先生，除了依靠财政资源，又去央行，又依赖央行，就需要城市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功能，如果在别的国家这些地方政府有权利征税的话，自主决定征税权为当地城镇发展进行融资，全球来看中国现在权力最集中化的国家，政府收入也是高度集中化的，地方政府占的总支出80%，有限财政资源提供非常重要的城市服务功能、教育、养老、医疗、基础设施维护、交通等等，地方政府却不能与地方支出匹配，地方政府找寻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行政性收费增加收入，各省之间跨省交易，收手续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否认地方财政的能力有限。

    第一，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希望未来十年内能够控制政府支出，而且能够更好匹配收入与支出责任来应对挑战，地方政府的支出必须体现出中国目前战略调整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调整。今天中国的城市必须要更多关注市民，以人为本，鼓励他们更好的参与到智能城市建设中来，我看到国务院一些研究机构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想法，有智能城市的界定和讨论，我觉得现在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人口从农村地区涌向城镇地区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有近3000万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对欧洲来说很难理解这些庞大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他们人口有限，中国今天人口大幅度流动每天都在发生上演，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资源，创造资源更有效的支出，创造一个更可宜居的城市，更智能快速的发展城市，这样才能吸收涌进城市流动人口，使城市核心服务功能，比如卫生、教育、交通、能源等等，能够为所有的居住人口来提供服务，我想在这方面对于智能化的城镇趋势，我们更重要的要关注，也是世行比较关注的一点，必须要加强财政的支持力度和加大对城市资源的支持力度，使得更好控制额外的货物服务的有效提供。比如更好本地，利用本地资源提供服务，将成本控制住，这就需要市民们关注和参与。

    第二大辅助性政策要把城市人口分布更好与城市资源和财政能力匹配，如果在美国到处转一转就会看到城市支出手段是有很多的，意味着如果支出手段，比如美国有大量没有使用的土地资源，还有很多的城镇服务设施没有充分的使用，这就说明当初设计城市的时候不够智能不够更加合理，没有考虑到更好的可宜居城市，没有考虑到人口密度，人口密度要把服务定位成更加易于使用的服务，这样的城镇规划要从头做起。我们要进一步降低公共交通服务的成本，来更好的让人们在城市中流动，无论是去工作、上班，还是去运用城镇的基本基础设施服务。

    第三，进行城镇化过程中关注城镇支出，加强城镇土地管理和规划，土地规划是如此之重要，使得这些居住的区域和购物区域、商用写字楼区域能够更好的相互匹配，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领域，已经在生活这些地方的人口或者涌入这些地方人口有使用权、认同度，能够接受这样规划，得到市民的认同度是很重要的。

    第四，好的城镇治理，不光是治理效率、正义和公平，治理范围更宽泛，要对市民负责，市民有能力使用这些资源，这些私有企业、民间团体的呼声能够听到，市民真正参与到土地的划区和管理规划中去，这样才能激发更多的创造性，还能鼓励大家跳出个别的产业局限性，宏观的关注城镇管理，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具体的其他的方法论，比如调查、普查，对于公共服务质量进行了解，如何进行的改善它。更好的扩大这些民间团体的自愿参与，比如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民间团体积极参与。

    第五，研究机构应该更好的促进政府建立这样的城市支持中心，成为这种创新的中心，我觉得最后一点可能是最难做的一点，也是长期带来最大回报的政策建议。我们要确保这个城市能够真正的成为这样的支持提供中心，提供支持扩散推广中心，比如在北京有很多的大学、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其他事业单位等等，他们可以在这个庞大城市里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小的城市也有一些机遇，应该更多的关注如何更好的吸引投资者，来对支持扩散创新进行投资，鼓励支持创新的活动，构建公司与政府或者城市之间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无论大型、小型的都可以发挥作用，这样对双方都是获益的，一方面加强这个城镇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成为在这个国家中某个具体活动或者研究方面的一个独特定位或者中心，在全球有很多的典范可以参考，比如波兰、瑞典专门医药研究和其他行业的研究，打造成全球的中心。还有德国的汽车制造中心，集成化，集中这样的技术和创新产品，德国是为车疯狂的民族，他们这个领域高技术是全球瞩目的。我觉得只要城市术业有专攻，能够专业化，不光是从大学的角度，从培训、语言和其他方面来去把握住全球的知识和技能，其他行业也能够从这个城市的专长上或者特长上受益。

    以前世行的同事也在讨论中国大城市发展，如何使得中国这些大型城市成为新兴市场的技能集散中心，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技能和最佳实践，这些城市可以去选取几个重要的行业或者语言来去帮助中国城市走出去，进一步好好的发展，当然使这些城市对外资投资商更有吸引力，尤其新兴市场公司来说都在看着中国，都在瞄准中国，中国现在新的创意自贸区，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可以在上海建立一些特殊的经济特区，这种特区可以吸取到更多资源，提供基础服务。

    总结一下，增长更好的为每个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更好利用人力资源，就需要在佛山，佛山离香港很近，佛山规划就是很成功的典范，一方面使得当地人口能够集中在发展全面性的城镇服务，或者吸取更多外部资源和投资，采取一定的发展模式，使得进入的产业公司更好的本地化。智能的城市就是能够吸取到公共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市长和团队、决策者，又能吸引到民间有创新性的头脑和人才，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机遇，才能时机成熟，得到更好的利用，谢谢！

   

    易鹏：谢谢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提出智能城市，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必然和智慧、智能城市相结合，下面介入讨论环节，有八位发言嘉宾，每位发言人限制在8分钟以内，首先有请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先生发言。

   

    贺力平：听了前面三位发言嘉宾的讲演，我觉得收获挺大，甚至有一个感觉，如果把他们三位嘉的要点都掌握住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能像戴市长去中国大城市当市长，但是在一个中小城市当市长或者市长助理也是可以的，很有实践的指导性。戴行长非常经验的概括了六个：规划和定位、产业选择和交通、社会和生态，很多都没有展开，我听了第二位查亚德·扎旦先生的讲演，用很多具体的国际经验，沙特阿拉伯在新建城市方面怎么运用绿色的和可持续的观念来进行规划，而奥特曼·西门斯先生结合一些研究，包括前段时间世界银行和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里面，针对城市化一些新的突出的问题方面，比如有城市的融资问题，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有治理结构的问题，以知识为基础和知识和资本结合的创新活动问题，包括治理结构。

    这在中国已经不完全是新的，三中全会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国家治理结构，我们应用到城市、社会层面，这些概念都应该是对我们中国在未来时期推动城镇化有极大的帮助意义，我个人不是研究城镇化的专家，我想谈两点感觉：

    第一，对城镇化的意义，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把城镇化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加以推进，出于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高速了增长20年，需求以后会存在问题，城镇化如果进行好的话，对国内需求是一个支撑，即便我们以后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会从过去的10%降到10%以内，国内需求可以补上来，补上来最大支撑应该是城镇化，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城镇化还是非常可行的。

    第二，刚才戴行长提到，但是没有展开的事情谈一点补充意见，城镇化过程当中势必要面临融资问题，怎么解决传统财政方式是有不足的，奥特曼·西门斯先生也提到了，戴行长提到一点，应该走债券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上面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就传统的银行贷款有一定问题的，本来我们90年代的法律说了，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贷款，90年代到现在，政府规避了，一不发债，现在有一些发债通过中央财政间接的形式发了不大规模的一些债，真正普及性的债没有进行，比如搞了很多窗口公司、投资公司、信投公司进行融资，现在好多被认为是通过影子银行来进行的，是一个不那么透明、不那么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方式，这点可以学习国际经验，走一个比较透明规范便于监管，而且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融资方式，再就是债券，债券还要研究里面要分成经营性有收益的和纯服务性，不一定伴随收益，提供纯的公共产品的服务，这是可以作为区分，但是中国可能要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突破，我们要做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还要降低防范金融的风险，尤其是要防止在城镇化不规范的过程当中，把一些风险转移到金融体系，转移到银行体系来，这一点也是我们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努力来推动出破的一件事情。

    谢谢！

   

    易鹏：刚刚何先生重点讲了城镇化需求的解决问题，今天中央城镇化建设会议中间，有一条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体系，多元可持续可能是风险可控，但是创新有度的城镇化融资体系，市场为主体，政府为引导的一个资金体系。下面有请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先生发言。

   

    马克·让：非常感谢，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农村发展问题，农村发展、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个复杂问题上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应该问一下几个问题，中国是不是能创建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来更多的考虑一下中国是不是可以来解决四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在很大程度中国是不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城市以及农村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不是能够进一步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根据国际惯例需要几个条件，在一个国家中等收入水平，城镇化率至少70%，劳动力生产效率应该等于或者超过，尤其三产超过二产的生产效率，除此之外，对农村的人口收入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相等。如果解决这三个问题，中国能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大概在中国农村地区还有大量人口，收入水平与城市收入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就人口劳动生产效率来说，对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工业以及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大概70%，如果中国想要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要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国就必须需要做好准备，迎接非常艰巨的困难，只有克服这些困难之后，中国才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第二个障碍，中国是不是实现工业升级，通过自我创新实现，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改善目前工业结构，能够更多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将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资，需要创新发展自己的产业。中国在这方面进一步引入更多的技术，中国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来自外资企业的支持。

    第三个障碍，是不是会投资以及消费比例能够有所变化，目前这样一个比例，从投资和消费比例来说是扭曲的，在去年之前中国投资率是非常高的，49%，消费率只有40%，目前也面临很多的问题，尤其在GDP发展中，目前投资占到GDP比例是比较高的，投资是比较低的。1985年还没有达到40%，今年能达到40%，目前这个数字是扭曲的，中国已经制定相应计划来实现这方面的再平衡。中国需要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改革，能够确保中低收入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如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消费比例，中国将能够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个障碍，中国可不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比例，中国第三产业占43%的GDP，OECD的的报告指出税收需要改革的领域，服务要想平衡经济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易鹏：马克·让先生提到调整结构，促进公正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变，缩小收入差距，服务业一方面降低能耗，同时有利于解决更好就业岗位，中国服务业比重更高的话，中国城镇化承载力空间会越大。下面有请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先生做一个发言。

   

    金立群：我在看城镇化非常好，本来我不想讲这个问题，我把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是农村人口多，最近几年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慢慢速度加快，老是批评自己国家城市化太慢，有那么多农民滞留农村，归罪于户口制度，什么事情都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户口制度从道义上来讲，农民付出了代价，我在财政部几十年，凡是对农民有利的事，凡是对农民有利的政策，我都是坚决支持、坚决执行，中国农民付出代价太大。

    反过来看，刚刚嫦娥登月已经顺利成功，中国值得庆贺的事，就联想到我小时候两弹一星，怎么来的，如果没有中国的体制，集中优势办大事，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因为中国有个户口制度，人不能随便迁徙，并没有像有些国家发生把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像西方发生过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的贫民窟，现在南美有很多贫民窟，我在亚行的时候，管亚洲所有国家的贷款，都看到那么多贫民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户口制度也起到一定作用，有序的转移。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要两面来看，有积极一面，有消极一面，现在应该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但是又要看到国际另外一个情况，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在转型，后工业化城市，很多工业城市都面临转型问题，中国方兴未艾的在搞城市化，我们现在搞的城市将来会不会面对这个转型问题，我们怎么防止，我认为应该是要考虑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搞城镇化，过不久就不行了。西方，首先是商业，小作坊，然后才是工业化，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时候，已经是城市相当发达了，工业化过程很长，好几百年，很稳定，到现在转型了，到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转移速度会加快，产业的转移从发达地区到内地速度会加快，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问题，是不是城镇化设计有问题将来付出很大代价。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有漫长的时间，这个转移是非常快的。

    转移来讲，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底特律最近破产，有人做了一些比较，还有一些城市转移，匹兹堡是比较成功转型的，金融，萧条也好，危机也好，兴旺也好，金融总会有事情干的，越出事情金融越忙，不要以为美国金融发生什么事情，政府赚了钱，有些银行也赚了钱，可能有人亏了，国际金融中心不会衰退，伦敦不会衰退，只要把握金融中心，但是工业城市不一样。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是不是太笼统了，没有一些功能上的变化一种设计，将来就会有问题，就像我在农村待的时候，农民没多少钱，先盖房子，没多久拆，拆了重盖，不可能有一次性的长期的投入考虑的很充分，我们不要也拆，拆了以后再建，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城市化建设中很大的问题。

    再有一点，还有一个争论大城市好，还是中小城市好，是不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平衡的事。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有很多盲点，可能还没有想到，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的。谢谢！

   

    易鹏：谢谢金理事长，世界城镇化就是工业化带过来的，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信息化时代城镇化怎么走，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也是我们不断的探索。下面来自美国的罗杰斯先生。

   

    罗杰斯：我来自华盛顿，之前在美国财政部工作过，我离开美国财政部以后，我就加入了一些机构投资公司，所以我很骄傲的说作为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后来担任职务带来很多项目，这些投资者非常关注可持续性，追求的是长期回报，不是短期收益，今天这个话题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话题，他们很感兴趣，中国未来城镇化怎么走，对全球机构投资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议题，非常关注，这样才能看到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可持续下去。

    城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源，公民、企业和所有的工厂都需要能源，中国有其他可替代能源太阳能实现可持续性，对未来20年是一个好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种转型现在到未来20年内怎么转型，转型的过程中用能源，中国刚闭幕三中全会明确天然气是转型期间的一个替代能源，降低对煤的消耗，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全球都在进行天然气的革新和转变，所以能够带来很多机遇，在美洲以天然气革新一个重大的中心，休斯敦、德克萨斯不光是港口城市，休斯敦还是一个能源城市，所以休斯敦的发展就是围绕着多年来这个领域发展相关技术和知识，对中国居民和家庭来说，比如休斯敦的能源家族企业，有的企业有80年的历史了，几十年前天然气利用的结构跟现在发生巨大变化，希望在这方面与中国加深这方面的沟通。

    我们听到了关于城镇化重要的议题，包括对农村人口流动性基本服务以及提供一个更宜居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更好的城镇化能带来更好的生产力和消费，能源消耗是更高生活品质的代言渠道，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的为未来增长做准备，寻求足够的能源、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这个资源的分配传输，这都是很重要的，以及政策决策使价格更持续合理。

    除了融资以外，能源是城镇化的另一个大的支柱中心，在美国、中国有巨大的合作领域和机遇，是互惠互利的，美国也在进行很大的能源革新与转型，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经验。看到这些机遇，不光是现存的这些技术，还有包括对服务设施的升级，最重大的机遇共同合作来应对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早上开会时候提到的问题，也是在美国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在全球金融界中很关注的问题。

    外汇储备的相关问题，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些讨论今天才有了更深刻的意义，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在中国如何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城镇化的进程就意味着消费增加，尤其是人均消费增加及一定要去想到转型进化，着眼更长远考虑到这项可持续资源和供给，以及天然气和其他可再生资源，在需求方面做好准备，比如需求的效率，有个重要的因素，在美国要向消费者发出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才能引发合理和理性的能源消费行为模式，再次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谢谢！

   

    易鹏：罗杰斯先生谈到了能源问题，今天中央会议明确提出降低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程度，使用清洁能源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有请国际金融论坛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先生。

   

    李人庆：大家晚上好！从中国城乡关系的角度谈一下中国城镇化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弊端的认识，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这个认识已经提了十多年，主要是在哪里，在于发展的城乡关系失衡上，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是不慢的，主要体现在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也在一个质量不高的程度上来体现在城市化。比如拿城市化的统计口径，原来小城镇全包括进去，把现在所有流动人口全包括进去，说明我们整个的城中村人口，说明整个城市化的质量、水平是很低的，不稳定，不可持续。为什么中国会有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在国际工业化水平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还有大量的摆动人口，半城市化人口，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为什么？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城乡的二元社会体制，城市化在中国有一个概念，在国外有一个概念，理解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户籍制度，户籍制度背后是福利，每个福利跟他的出生地属地的管理体制相联系，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村大量人口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它的福利问题，并没有纳入到城市管理体制中。

    1996年我去深圳布吉镇，一百万人口，还是一个镇级管理水平，所有的统计口径、医院、公安全部是十万，没有城市管理的职能，九几年探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包括温州，完全是内生性的小城镇，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人民城市人民建，通过去购买土地，通过建城市，确实建成了一个农民城，但它的发展受制于行政的管理体制，没有赋予城市化管理的职能，为什么我们说发展城市体系，发展小城镇，发展不起来，因为小城镇的生活质量、城市化水平低，大家不愿意在那待着，为什么发展水平低，就因为它的资源，很多的经济适合发展城镇化的小城镇，往往是一些地区的财税主要来源，上级单位市县都要向它去抽取很多的发展资金，他没有发展自留的资金，从管理体制来讲，一级比一级资源积累的厉害，城乡体系之间，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梯度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是大大影响了我们整个健康的城市化体系建设，我说的第一点城市或者中国城乡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思想基础上，城乡是一个连续体，只有建立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实现制度的一体化，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才有可能有健康的城市化。

    第二点，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是以土地城市化的发展为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业化阶段。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中小乡镇的发展。

    第二阶段，90年代全球化经济影响，促进沿海城市化和城市带的比较。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通过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前一阵子跟亦庄区长聊，2000年北京基本没有商用地，全是工业地，后来城市市场化，大大加快，那会去三河，三河800块钱没人买没人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大大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扭曲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构成了土地城市化不以工业化为前提，不以人口城市化为必要条件，构成了土地城市化与政府土地财政金融的结合，这方面整个就不详细说了，金融在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二元结构，造成了整个城乡发展布局不合理，表现在三多三少，农村生产空间多、生态空间少，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很多农民开荒种地，鄱阳湖快开到湖的1/3，草原的侵占，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城市生产空间多，开发区占地并不少，居住空间少，农村居住空间多，城市居住空间少，农民辛辛苦苦盖的房子，曾四次改建房子，投了他的几乎半辈子收入，但他一年住不了几天，就春节回家，造成巨大的浪费，这些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此外，我们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体制上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人口随着迁移带来社会管理矛盾冲突加剧，现在好像在城中区没有贫困，在郊外大量城中村，大量集聚村，环绕在城市中心中间，构成了特有的空间格局，并且这些矛盾不断积累。我刚去温州调查，现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积重难返，解决问题的手段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面临的信息化的挑战，城市化照世界一般概念表现一种生活的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网络信息时代的扩张和交通的发达，为新型的城市化，就是农村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通过跨域的交流，由于公共品供给的差异，教育、卫生、医疗各个领域公共服务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向大中城市拥挤，这种结构是跟整个制度的资源配置密切相关。

    中央提出了要从五个方面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要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要进行多维的多元的可持续，第一经济可持续，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经济可持续的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就业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又涉及到资金、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问题，资产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问题。政治上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要改变政府角色，从社会上要推进社会的准入，开放实行同城的发展，在文化上既要求特色，现在城市化没有任何的特色，同一性、重叠性没有文化的融合。生态的互补在功能上，现在土地利用管理体制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在其他国家对于国土的管理体制采取差异性的土地拥有税率来调节，不能牺牲贫困地区或者生态区经济发展，所以需要通过土地税来调节。总的来说，城镇化建成发展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制度创新，更需要微观的参与，谢谢大家！

   

    易鹏：李人庆研究员把城乡一体化放到更高高度，有请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先生发言。

    吴必虎：我讲四点：

    第一多途径城镇化指导下现代服务业建设是今后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中国官员、城市习惯于工业来主导城镇化，但是工业化雾霾和土地财政两个已经让我们城镇化道路走到了尽头，强调多途径城镇化，最近组织一些研究人员做了一本书，基本核心价值观，响应七点中央城镇化会议促进有能力在城镇有稳定的人口，让进城的人能够活下来，以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方式有很大的问题，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从上到下不习惯于怎么用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促进城镇化，真的不太熟悉，大家习惯于盖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业、旅游业、创意产业，工业化以外其他产业如何推动城镇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从今天公布的城镇化决议来讲，全面放开小城市，有序放开中等城市，合理确定大城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中小城市随便进，中小城市没有大的工业或者有创新能力的工业支持，更加依赖于现代服务业，或者现代服务业加上传统服务业。

    最近都在讨论延长退休问题，好像感觉老龄化程度非常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民进城主要是青壮年，青壮年需要就业，就业没有工厂吸纳他们，城镇化核心问题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这点是未来城市化发展主要目标，是生活质量，而不是生产基地，过去几十年把城市作为生产中心，不断的城市扩张、土地扩张，土地主要作用于工业的结果，要多途径城镇化指导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更多依赖于吸纳农村的人口劳动力，而城市本身老龄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要平衡，过去有一段时间，把农民赶进城，乡镇规划、村规划纳入建设部主管范围，这是非常错误的，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规划思路，不是同一个模式来做，在立法、城乡规划咨询、管理，特别是人才教育等方面都要进行改革，城乡规划法本身需要把城镇发展和乡村发展作为两个不同方式处理，现在纳入一块了，这是最近刚刚改的，这就需要反思。人才教育，过去城市化基本靠建筑学培养，建筑学非常适合于建设，这次中央城镇化精神非常清楚，要把过去扩张型的建设型为主的城市化改变为先进型的，从国外城市化发展，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基本走完了，以经济、社会生态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教育还没准备好。

    第三，全面城镇化下，乡村城镇化不能光重视城市发展，忽视乡村平衡，2030年70%，以后还能不能发展，不要太高城镇化率，幸福生活在城乡也能得到，城镇化圈地有冲动，我过去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破坏大量乡村景观，立法保护乡村景观，拆了多少美丽的旧农村，建立了非常丑陋的新农村。

    第四，社区建设，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发表意见：

    一是农村农民进入市民如何共同融入社区。

    二是乡村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了，一部分城市居民到乡村购买用地建房子。

    三是乡村要自治，共产党员不要全村支部书记全部控制，乡要自治，把过去乡里面的知识分子杀光赶光，非知识化，使乡村不可持续发展。谢谢！

   

    易鹏：谢谢吴必虎先生发言，重点提了天人合一，绿化、生态和城市的结合，乡村和城市的融合，接下来有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管清友先生发言。

   

    管清友：我结合刚才各位讲的和刚刚发布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做几点评论，总的来讲看到这个公报特别振奋，这不是拍马屁，没有必要在这拍马屁，可能外国来的朋友有所不知，因为从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城镇化，而我们当时认为的城镇化主流的意见是什么？修路、架桥、盖房子，这就是当时我们脑海里城镇化，我从这里做四点评论：

    第一，这次公报里专门讲到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非常重要，等于否定了之前脑海里的大拆大建、人为造城思路，这非常不容易，经过一年讨论，城镇化规划一推再推，这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个套开，会议形式很新颖，把城镇化作为下一年度，乃至中长期里面经济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讨论，能提到这一点，戴理事长在天津的工作也提到了城镇化过程不能拔苗助长，因此公报提出这句是非常重要，非常振奋，给外国来的嘉宾介绍这么一个背景。

    第二，这次公报着力强调了提高质量，实际上是要提醒政府和规划部门，避免单纯的数量扩张，什么叫城镇化？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词，刚才几位讲到了，国际上只有城市化，在我看来城与乡最大差别无非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不平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如果有这些东西城与乡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呢？我们在欧洲、美国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逆城市化的过程，只要我们能够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城与乡的均等化，城与乡的差别还那么重要，由于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有个作家比喻我们走的太快了，以至于连灵魂都丢掉了，这个时候十八大以来经过一年讨论，得到这样的结论，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第三，这次公报里当然是要强调经济建设方面的城镇化内涵，但是我更看重大篇幅强调了社会公平公正、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对人文历史的保护，因为我们走的太快了，所以只强调经济建设内涵，而忽视了社会公平公正、生态环境改善、人文历史保护。对于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坏消息，资本市场短期内关注更多是修路、架桥、盖房子，关心用多少水泥、多少钢材，这个公告如果执行下去，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都具有负责重要的意义。大家可以想见，这些年身边有多少村落不见了，我们有多少亲朋好友可能分散到不同的城镇里头去了，原来的社会关系、宗族关系都不见了，这些难道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的结果吗？因而，如果我们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恐怕就要弥补对于农民工的历史欠账，这个公报里讲到了六大任务第一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已经转移到农村就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补欠账，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相应的北大的吴教授乡村自治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皇权不到县以下，乡村是可以自治的，怎么样进行乡村再造、社区建设，恐怕是今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想好了吗？恐怕没有想好。

    第四，这个公报给我们启示把改革贯穿在城镇化发展的始终，专门强调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市场去配置资源，权力就不能配置资源，我们看到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可能就受到限制，我们看到的这种像北京市这样城市摊大饼模式受限制，在公报专门讲到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非常重要，北上广深城市领导人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现代大城市群是不是还要无度的扩张，北京难道还要修到十环吗？在改革过程中应该看到人口流动的自由，户籍制度尽快放开，还应该更快一点，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大城市户口限制能不能放开再快一点，房产税也会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一个税源，房产税可能要加快推进，当然房产税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更多的是采用增量征收的方式。

    以上做四点评论，我也提两个疑惑，包括刚才对各位嘉宾，特别是戴理事长讲的：

    第一个，戴理事长讲的融资问题，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中长期之内城镇化的融资解决，如何与我们当前面临的地方债务问题协调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城镇化建设要融资，但是我们在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担心明年发生信用风险，如何处理这个关系。

    第二个，尽管公报的文本写的非常好，但是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竞争式的发展模式，这种投资冲动能够得到遏制吗？中央组织部关于出了政绩考核新的文件，但是这个文件能够管住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吗？我没有想清楚，作为四点评论之外两点疑惑。

   

    易鹏：非常谢谢管清友教授的理解，提出了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有一些思考空间。下面有请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白云峰先生发言。

   

    白云峰：今天高兴有机会学习了城镇化的问题，公报大的篇幅提到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的情况，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兴的，确实提的越来越细致。现在困扰中国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雾霾问题，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首先要让老百姓或者所有的国际友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能够安全、健康的生活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

    未来雾霾治理、污水、土壤修复问题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是城镇化的根本，城镇化进度可调，但是污染治理和能源问题不可调，希望中国经济化的发展应该是环境问题先行。现在污染问题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中国每年燃煤量36亿吨是保守统计，实际中国煤炭集中度比较低，大概只有40%，世界平均水平能达到63%，美国、日本能达到80%。煤炭集中度主要利用集中度相对比较高一点，大型电厂、钢厂、工业集中化利用，利于治理、利于控制，现在中国情况，十一五期间已经在烟气处理装置安装相对比较超前，比如二氧化硫控制装置已经覆盖率达到80%，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煤炭集中度相对比较低，在这个情况之下，国家管得住集中的国企钢厂、电厂、冶金化工，但是管不住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工业状况，产生很多直接排放或者偷排放，现在形成雾霾最根本原因还是二氧化硫40%，氮氧化物30%，十一五、十二五提出非常重要的污染控制指标，现在做的还不好。

    污水问题也是非常严重，不多复述。主要谈雾霾，下一步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现在有好的机遇，光谈城镇化，不可否认面临工业化问题，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困惑，我们工业化不先进，能耗比较高，随着国家下决心做产业结构调整，引来工业化进一步推动，对城镇化有一个推进。结构调整都能看得出来一定能够降低能耗，提高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着重谈一点，由于前些年的国进民退的策略，对新技术、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实践非常差，一个保守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导致了很多新的技术不能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产生非常困惑，新技术找不到落地机会，很多老技术困扰能耗和产能过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解决问题。

    所谓中国能源现在很多专家提出要以新的能源替代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的事实，现在整个社会能源火电占了整个发电机组的70%，发电量83%左右，中国二三十年不可能有改变的状况，中国核电发展，核原料摄取的障碍，更重要还是要考虑面对现实，很多专家提到，外国朋友提到以天然气替代煤炭，我可以告诉大家以现在情况来看，今年春节以前中国天然气非常紧张，甚至很多城市产生断供问题，如果天然气所有都替代煤仅仅4亿吨煤，只是微不足道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煤炭必须面对现实，现在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能够使燃煤电厂排放低于燃气电厂，投入并不是很大，今天是国际金融论坛，给金融圈朋友提供一个建议，中国未来环保产业也是国际金融甚至国内金融应该关注和投入，因为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国家投入了很多政策、补贴，实现比较持续久的能力。

    最后强调一点，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能耗民用只占全国20%，工业能耗占80%，80%里又有80%所谓高耗能污染企业，尽快改变工业状况，工业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伴随着整个城镇化当中，必须思考环保，无论是新型能源还是污染控制都应该先行，不是城镇化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今后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谢谢！

   

    易鹏：白云峰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面对现实，考虑煤炭清洁利用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中国煤多天然气少的国家，面临这个客观事实怎么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思考课题。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发言。

   

    宋军：大家好，和前面各位的知名专家学者比，理论上我永远是学生，我做企业的，是一个实践者，我的公司从95年开始到现在18年，一直在中国的西部农村地区尝试用产业的方法来解决农村的贫困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新兴就业的尝试，第一个项目在宁夏，第二个项目在内蒙古阿拉善，我们做了一个旅游景区形成的新兴旅游社区，除了带动当地农牧民新型就业，转换当地政府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的观念，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阿拉善生态协会。

    五年前总结了十年多做的经验，也拜访了很多学者，我们又做了第三个项目，正好符合今天我们所探讨的新型的城镇化社区，坦率的说从实践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这么多年我们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有这么几方面问题：

    第一，逻辑观念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发展中的二元化问题一直是我们要解决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和很多的地方都是一样，试图把二元化一元化，绝对消除二元，城镇化是在走这个路子，我们觉得这在逻辑上是错的，因为从生态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第二，还有一个观念，尤其在贫困的解决和这次城镇化上面，从价值观上我们有个高高在上的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导致一系列措施的错误。

    第三，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么多年的实践政府为主导的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

    我们五年前做的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我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逻辑模式，建立第三元，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在城乡之间搭建一个第三元，第三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具备城乡生态环境，依靠当地的资源，依靠当地的劳动力；二是城市投资，让它具备现代城市的要件，交通、信息，尤其是新型产业，就是让这个第三元新型的社区有真正的自我发动的动力。

    第二，这个途径是什么呢？一是企业为主体和政府合作，和当地的原住民合作，和NGO合作，企业为主体，企业是投资主体以及未来的可持续社区的运营管理主体，和政府合作，政府只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和当地政府旗政府、满政府只做基础设施的投资，道路、交通、信息，政府给政策扶持，所有的手续减免，要加快，最后一个地方政府未能突破的是土地化的问题，这和政府的合作。原住民的合作，是参与者，在整个社区城镇化过程中原住民要参与进来，原住民是受益者，一定要做到这个，原住民无论是农民、牧民，还是其他不受益，这个城镇化过程一定是失败的。NGO合作，邀请NGO进来，代表原住民以及社会公众利益，来和政府谈判，和企业谈判，和投资者谈判，来保证当地原住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

    第三，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实践当中理解的城镇化不是大，要小，小而强，小而美，小而富，小可以减少众多的问题。

    小而强，强是指新型产业，我们的定位是戴理事长说城市发展定位，除了第三元，发展目标就是小而强，体现在新型产业上，为什么强调新型产业，一是这个产业依托当地资源，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二是尽可能的使用当地的经过培训劳动力；三是产业结构是城市、企业为主导；四是整个产业应该是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消费群体应该指向城市。

    小而美，指整个社区建设过程当中对生态的尊重，对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这个美不能形成常见的政府主导的一些样板项目。房子盖好了，老百姓很穷，死城一个，环境千面一孔。

    小而富，当地原住民要受益，这个社区的设立是城乡互为补给，我们农村所在地需要城市投资、需要现代技术，让当地能够就地就业，同时这种新型社区也给都市生活惯了的人解决人口压力、污染压力、就业压力。

    我非常赞成的逆城市化，这个项目做了五年，而且作为国际金融论坛的一个示范社区，欢迎各位学者专家到我们那边去指导，谢谢！

   

    易鹏：谢谢宋先生，时间也到了十点半，各位在一起共同做了分享，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我的解读用40个字来解读，结合大家的意见：

    第一句话，以人为本，改革创新。

    第二句话，顺势而为，因地制宜。

    第三句话，城乡一体，产城互动。

    第四句话，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第五句话，科学规划，持续发展。

今天晚上既探讨可持续发展，也探讨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国际金融论坛会在未来不断给各位奉献思想力、建设力、改革力，不断的会聚平台，在明天国际金融论坛年会还会继续，更多的精彩思想会进一步分享，欢迎各位参加，最后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辛苦思想奉献，也谢谢今天所有参加圆桌会议的各位代表。谢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