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期，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特别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更加借助市场的力量。中央就城镇化问题在不同场合的表态，都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要以市场为主导。

　　中国以前的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干预色彩浓重，出现了一系列弊端。比如在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投资，打着城镇化的幌子片面追求基础设施建设，使一些城市出现“空城”“鬼城”现象。而且过度投资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暗藏隐患。尽管《预算法》规定不许地方政府高额负债，但地方暗度陈仓，通过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再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象很普遍。另外，城市发展方式粗放，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发展重面积扩张、资源投入，轻内部挖潜、结构调整和优化管理，导致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发展重城市形象，轻人口转移；重新城建设和高档地产开发，轻老城区和外来人口聚集区的改造，使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交通拥堵、雾霾、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不当等问题。总体来说，中国以前的城镇化尽管速度快，但是质量并不高。

　　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镇化，有助于解决过去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所带来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而且广泛市场主体的参与，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一要简政放权，二要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推行简政放权，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该由市场决定的由市场决定。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简言之，就是要用简政放权释放出来的红利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简政放权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市场配套，减少盲目投资，避免“空城”“鬼城”的出现，另一方面，管住政府权力，也就管住了腐败之本，遏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认为通过改革、简政放权来促进城市化建设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其实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经济发展有个预期管理。当企业尤其是民营资本感觉到未来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各种所有制公平参与竞争的制度建设，那么其必定会未雨绸缪的提前布局，而不是事后诸葛亮般的错失先机。这种预期的作用，往往会将改革和简政放权的效果前移。

　　此刻，最关键的一点是给外界传递出改革的信心一定是坚决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重新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应该说开了一个好头。但要想更好地激发社会、企业对于改革的信心，需要进一步展示出足够的改革的勇气，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对更多关键的行政审批事项予以取消或下放。同时必须要及时向社会公开这种进程，让各界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政府时刻朝着改革的方向在行动，从而提振信心，激发出活力。

　　发挥市场的功效，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负面清单原本是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准入制度，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即李克强总理所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减少审批项目已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今年2月份，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李克强再次强调，要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在城镇化建设投资领域实践中，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就应该积极向民营资本开放。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对于政府而言，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运营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吸引市场化的资金进入城市建设领域后，可以大大缓解政府财政资金的紧张，降低政府负债率。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已触及安全线。尽管地方政府的高杠杆率还没有到引发危机的程度，但是如果不进行去杠杆化，这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隐患。而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降低政府杠杆率的根本途径之一。对于企业而言，投资禁区的减少以及渠道的畅通，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激活企业活力。有了富有活力的企业，才有产业链的集聚，城市的发展才能避免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