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三地实现一体化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建设“政治副中心”是否可行？京津两大直辖市之间的“双城记”将如何上演？众多在京央企总部有可能大规模外迁吗？京华时报记者就此专访盘古智库首席研究员、城镇化研究专家易鹏。
　　学者观点
　　到目前市场主体对这一体化的态度是大家忽视的，但他们是最重要的。
　　北京要破雾霾，也就意味要对河北做减法，如果是简单的产业就近搬移，雾霾咋破？
　　一体化不是一致化，一体化不是要排除竞争吃大锅饭，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一致的社会保障、协同的基础设施，在此之外，不但不能够限制竞争， 而是要鼓励竞争，天津、北京、河北之间只谈合作不谈竞争，那么永远出不了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城市群。竞争是基础，合作是方式，没有腾讯和阿里的死磕，哪有 现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同理也可以放在这三地一体化上，尤其要鼓励此区域内市场主体的竞争。
　　京华时报记者周宇
　　规划背后

　　协同发展意在夯实“第三极”
　　京华时报：今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随后，河北出台相关城镇化建设规划，京津冀一体化骤然升温，在您看来，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易鹏：从战略上看，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提速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从区域经济布局角度夯实“第三极”的用意。
　　当前，中国经济需要有可支撑的增长点，中西部自然是回旋空间大、增速快的地方，可以对冲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东部转型升级期间的经济下滑。但在东部地区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减少交易成本、挖掘区域发展潜力，也是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
　　本轮新型城镇化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表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将在城市群上。当前中国公认的三大城市群中，从一体化层面来看，京津冀这 个“第三极”对比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有差距的。尤其在京津冀核心地带的首都经济圈，出现了较大的区域发展水平落差，表明了京津冀在市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等各方面的一体化进展不太明显，直接影响到京津冀更好地减少交易成本，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影响中国经济“第三极”发挥更大作用。
　　考虑到环渤海经济带处于东部地区，贯通南北、连接陆海，总人口2.5亿，GDP以及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指标都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作用独特、区位优越、基础雄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是中国经济最有潜力的新增长极之一，其中的京津冀地区又是重中之重。
　　再考虑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未来最有潜力的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布局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从国家经济均衡的角度来看，既要考虑东、中、西的均衡，也要考虑南、北的均衡，为此需要将这个中国的经济“第三极”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协同发展、一体化有什么好处?
　　易鹏：京津冀一体化的提速将为三方面的产业带来明显的发展机遇。首先是服务业，作为中国第三大城市群，必然会对服务业有更大的承载力。目前，北 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75%以上，还有提升空间。相比北京，天津和河北还有更大提升空间。服务业的提升，既可解决更多人口的聚集，也可解决更多人的 就业。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轨道交通，我相信10年以内，首都经济圈的综合交通体系将有非常明显的完善。最后，环保的要求将带来制造业的结构调整， 尤其是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前京津冀环境压力很大，河北是能源、钢铁、重化工的重地，京津冀一体化不仅要求对一些重化工业转移、治理，更要求其进行升级。这些产业发展机遇都能够给京津冀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京华时报：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易鹏：十多年来首都经济圈进展不大就表明了其中的巨大挑战。北京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强势，导致了在跨行政区域合作中的不对等格局。京津冀的转型升 级也面临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河北，重化工业的高额投资绑定力量强大，需要有勇气，痛下决心。且京津冀也面临其他城市群的激烈 竞争，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三个地方的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日趋紧张也亟须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津冀定位

　　“政治副中心”不具备可行性
　　京华时报：之前先是有传言，说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而后河北省又发布规划明确保定的定位是要承接北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校等功能疏散的服务区，对此您怎么看?
　　易鹏：现在河北上下都在积极思考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保定地处北京和石家庄之间，地理位置很重要，离北京比较近，人口众多。而河北经济发展状况不是很理想，所以从扶贫、提供劳动力就业、疏散北京工人和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讲，保定都有发展机会。
　　但是目前北京的制造业比重已经很低了，能够转的很少，而服务业一靠人口二靠人才，河北可能短时间难聚集，服务业也难快速发展，且如果靠市场主导 的话，北京疏散出去的非核心功能一定会到优惠政策力度最大的地方去，不一定是河北，更不一定是保定，可以是国内的其他省区市，现在产业互动方式已经日益去 地理概念化。北京还要破雾霾，也就意味同样要对河北做“减法”，如果是简单的产业就近搬移，雾霾怎么办？
　　至于“副中心”这个提法，除非是把大量的或者级别很高的行政机构迁至保定，才勉强可以叫做“行政副中心”，“政治副中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不具备实现的可能。
　　未来河北、保定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到底如何定位，除了要看国家层面出台的规划外，还要看是否由市场主导来推动一体化，否则也很难实现。
　　京华时报：天津方面现在经济增长比较迅速，也一直在积极争取国家的各类经济政策，对于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地位您有什么看法?
　　易鹏：现在都定义天津做经济中心，北京做科技创新、政治、国际交流、文化中心等。我认为，将经济与其他内容分开并不很容易。一个不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能够创新驱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心吗？而一个经济中心的城市，岂能不剑指国际交流、科技创新、文化中心？
　　北京、天津之间如何合理分工值得好好研究，如果是政府划定，那么依据是什么？只让天津有工业而没有服务业吗？只要港口不要国际交流吗？分工不是政府凭感觉可以定的，一切都要尊重规律，认识到市场的重要作用。
　　央企外迁

　　央企总部搬迁不会成为主流
　　京华时报：在谈到疏解北京功能时，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让央企总部搬离北京的意见，对此您怎么看?
    易鹏：央企的国有属性使得它有一个天然的和政治中心靠近的冲动。对于央企来说，总部在京，无论是参加重要会议还是获知政策信息，都有相当的便利。行 政优势可以转化为市场乃至财政惠利，从而使京城央企更具市场竞争力。另外，央企虽然不便于按照行政级别安排，但事实上，国家机关与中央企业间长期存在着密 切关系，比如一些央企老总转到地方上担任副书记、副省长乃至省长，或者某些部委机关的一把手、二把手调动到央企管理层接受锻炼，而且能够得到这种“下到基 层”锻炼机会的官员通常来自于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尽管中国正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央企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这个行政色彩也就意味 着它更多地带有一部分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功能。
　　如果谈央企搬迁，我认为更多地会把它的一些制造业基地往外搬迁，这符合北京的核心功能定位，对于总部而言，还是会放在北京。例如，首钢搬迁是把 首钢的生产车间搬到了河北，但总部依旧在北京。当然，央企总部即使要搬迁也不见得一定要搬迁到天津和河北，会根据自身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分析来决定搬迁到 哪个地方。
　　此外央企搬迁也要同时考虑到其员工是否愿意搬迁。我认为，目前看来，北京要疏散功能，央企总部搬迁不会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