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京籍户口带来的“超国民福利”让全国人民对北京趋之若鹜。北京破雾霾，河北做减法，天津剑指经济中心？

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座谈会，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提“首都经济圈”。几乎一夜之间“首都经济圈”就成了时下最热门词汇，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中国这个注重政治导向的国家，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来抓一件事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解读为“一号工程”或是一项国家性战略，进而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促使其成为热点。如此，各省市才会积极配合，各部委也会抓紧落实。其次，从首都安全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如何让首都人口质量更优、分布更合理显得日益重要。人们经常用“首善之区”来形容一国之都，现在人们一般把各方面做得最好的地方称作首善之区，这既包括经济繁荣，也包括文化先进、环境优美、服务完善、社会和谐。北京是一个成本洼地，同时又是事业和公共服务的高地，吸引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形成“虹吸作用”。

仅12万平方公里的京津冀都市圈内公共资源相差悬殊，打破资源失调创造协同发展机会，可谓言易行难。一本京籍户口带来的“超国民福利”让全国人民对北京趋之若鹜。远的不说，就说河北省。据统计，2005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河北省向北京输送的劳动力达100万左右且逐年增加。2010年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人往高处走，京冀差距再大，门槛设再高，人家也要翻墙进来。

在这背后，人口高度聚集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可忽视。流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他们对社会管理系统的冲击让人始料未及。流动人口应拥有的在就业、就学、住房等方面的权益，几乎被现行体制边缘化甚至漠视掉。近年来损害农民工利益、践踏其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施行的“人口政策”也被扣上歧视外地人的帽子。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其能量终归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这就造成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最终影响社会稳定。长此以往，“平安北京”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再谈首善之区更是难上加难。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当前已经明确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就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将“首都经济圈”变为“京津冀一体化”或许更容易破题。

“首都经济圈”重归热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得了非常严重的“城市病”——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房价奇高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交通日益拥堵，不得不采取摇号政策限制机动车增加总量；住房日益紧张，导致房价屡创新高，甚至超过了东京、纽约；环境污染严重，持续雾霾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健康与北京的城市形象。当然，以往亦有一些相关政策出台，但从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成效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性障碍难以破除，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未能破解。

其实，首都经济圈一直忽略了区域内的另一个大城市——天津。京津冀一体化要把区域单核运行努力转变为双城联动，但将天津定义为什么角色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有人说将天津定位为一体化中的经济中心，而北京承担科技创新、国际交流、政治文化的中心等。不错，天津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我认为将经济与其他内容割裂开来并不很现实。试问一个不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如何能够以创新驱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心？而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焉能不剑指国际交流、科技创新和文化的中心？

另外，河北也将搭上“京津冀一体化”的顺风车，实现转型和发展。北京要破雾霾，实际意味着要对河北做减法。如果是简单的产业就近搬移，雾霾怎么破？现在河北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如何摆脱“傻、大、粗、黑”的发展模式？然而，河北省未来发展的主要途径依然是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现今，对吸纳农村劳动力更具有优势的第三产业和以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重化工企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存在结构性的不协调，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京津冀一体化首先就为河北的服务业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目前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75%以上，还有提升空间，而天津和河北的空间更大。服务业的提升，既可实现更多人口的聚集，也可解决更多人的就业。京津冀环境压力大，河北又是能源、钢铁、重化工产业重地，一体化不仅要求对一些产业转移治理，更要求升级。这些机遇不仅能给河北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还能给京津冀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拥有相对成熟的“首都城市圈”，比如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首尔都市圈以及纽约都市圈等。他们经多年发展都已相对成熟，有着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首都经济圈炙手可热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冷静，不能发高烧，要热中求稳、稳中求好、好中求优。京津冀一体化已经喊了这么多年，我们重新定义它的战略高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应该把好事做好。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我们更不必急躁，要理顺思路更好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