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3亿人口，有着巨额的就业人口。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是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巨大的出口经济养活了中国庞大的就业人口，改革开放以后，解决中国就业压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口经济。在春节期间，中国广州、上海、北京等一些主要的出口集中地的火车站挤满了密密麻麻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庞大的出口经济养活了农民工，也保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如果没有如此大的出口型经济，那么中国社会的稳定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的时候，中国有将近两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过高的失业率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给中国政府很大的压力，所以在出口经济这个问题上，中国目前是没有退路的。

2010年中美之间展开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中方态度非常强硬，美国130个国会议员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给中国政府施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还是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因为中国政府很清楚人民币一旦升值，极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型经济。而中国出口型经济正是解决就业的主导力量，因此绝对不允许失去出口型经济这块阵地。

中国之所以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和当前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分工以及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密切关系的。随着欧美国家产业的升级，它们将大量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红利，具备优势明显的制造成本，使得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界工厂”。

这种现状和趋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得感谢朱镕基当年的英明决策，是他顶住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积极推动中国2001年加入WTO，从而使中国分享到了“世界是平的”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前几年高达20%的出口增长速度而言，毫无疑问地印证了中国是全球化受益最大的一个国家的事实。朱镕基的历史功绩一定会被人们记住。

然而出口型经济有利也有弊，因为它既转移来了能够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来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量的制造产业，如果这些产业依旧停留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生产，那么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的总额必定大大增加。

许多发达国家将高排放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泄露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假设把这12亿吨的碳排放转移回美国，即由美国自己生产袜子、皮鞋、冰箱、洗衣机，那么美国将再次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

由于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出口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劳动密集型、二氧化碳高排量的产业，也注定了中国要承受污染排放的沉重负担。

除此以外，在出口贸易上，中国还将承担二氧化碳排放的新压力即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关税的问题，此举直接对准中国当前的出口型经济。对中国出口型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必定会引起中国对碳关税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对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畏惧和排斥。

碳关税由西方国家提出来,其目的从辩证的角度看,一方面有利于世界环境的保护，对人类应付气候变化的挑战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利用自身产业结构的特点,将碳关税作为一种武器，来打压产业结构中技术含量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的保护和稳固自身的发展优势。

具体地说，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碳排放量远远低于工业产业的排放量，并且发达国家还拥有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优势,所以发达国家给碳关税披上一件环境保护的美丽外套,从而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即通过碳关税确保自身优势，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避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反超。 

与此同时，中国由于产业结构的问题，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赚的都是血汗钱,其中原因与中国的劳动力水平、劳动就业市场等是密不可分的。这种产业结构的现状，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相反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碳排放量还会持续高升,继续承担西方国家碳转移、碳泄露的后果，继续背负黑锅痛苦前行,而这一切短期内也不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能够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