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易鹏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城镇化首席研究员

　　两会期间，土地改革政策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土地改革与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在合理地推进土地流转的同时，要防止新一轮的大拆大建，务必要破除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

　　2014年以来，随着未来土地改革大方向的逐渐明确，有关地方上推进土地改革的尝试逐渐增多，不少地方政府已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使用登记制度等领域先行启动试点。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征地制度改革，都是为了更有效率地为城镇化进行土地储备。但是在推进改革和实现土地流转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新型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可盲目进行圈地造城运动，要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把产业培育到位，制度改革到位，公共服务到位。现在有些地方推行城镇化，先定城镇化率指标，官员以城镇化率来拆迁建城，不仅在拆迁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经济效益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了一些“空城”、“鬼城”。要破除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就必须在政策层面上破解这种城镇化思维。

　　首先，调整政绩考核的指标，不能唯GDP论，不要太在乎短期效应。随着经济日益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开，过去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已不再适应新城镇化的要求。而对于新的绩效考核体系而言，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要将考核的重点从城市面积等方面转向新落户人数、公共服务覆盖人数。从考核基础设施投入转向蓝天数量、水质、交通畅通度等方面。同时要让这种政绩考核体系，将敢于以新型城镇化理念进行先行先试的地方官员提拔重用，树立良币驱逐劣币的示范。

　　其次，严格土地管制制度，避免土地滥用，导致土地滥用出现房地产为主业。坦然而言，过去一些三四线城市把房地产作为重要抓手是客观事实，因为地方政府有土地财政收益、房产契税等收益。但只靠卖地、搞房地产推进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走到拐点后必然要面临转型。城镇化要有产业作支撑，要把握新一轮城镇化的产业机会，就要立足于服务业，立足于低碳产业、智慧城市产业的发展机会，立足于对有人口规模、特色产业、背靠城市群的中小城市的发展。

　　最后，通过事权与财权的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够有一些平衡的财力，不过于在乎土地财政。2013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高达41250亿元，创下土地收入新高。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基金收入的比重高达86%。短期内，改变土地财政是很困难的，但在长期内，要逐渐降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比重和依赖。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权有限、事权过多的局面。破解这个问题，一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即上收部分事权和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二是要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营改增”改革逐步深入、房产税推行至全国，以及资源税改革等。未来推动房产税应该成为地方重要税种。三是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市政债的权力，并引入公开透明的债务评级机制，有助于将隐形债务显性化，也为城镇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本质上而言，此次土地改革旨在通过土地确权和更加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方式，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新一轮城镇化，打破过去中国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巨额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大量建新城，并没有实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缩小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依旧停留在只重速度而非质量的层面。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势必要打破拔苗助长的城镇化方式，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之路。